1999年，

教育部推行高考“3+X”科目改革，广东省率先试行；

2000年，

北京、上海、安徽进行春季招生改革，高考由一年一次增加为一年两次；

2001年，

取消考生年龄限制；

2002年，

普通高校招生第一次实现全面网上录取，同年，北京市进行自主命题尝试；

2003年，

北大、清华等部分高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

2004年，

全国大部分地区推广分省命题；

2007年，

海南、宁夏等四省区率先实行新课程改革后的新高考；

2010年，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颁布，提出全面实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

2013年，

《关于进一步深化高校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发布；

2014年，

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标志着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全面启动，上海、浙江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

2015年，

高考加分项目大幅“瘦身”；

2016年，

全国大部分地区将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

“一门高考科目就这样过去了，恍若一场梦，希望不负努力。”5月7日，刚刚参加完地理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的上海市高二学生小文，在微博中这样写道。

根据上海市高考改革方案，从2017年起，上海将采取“3+3”高考模式，即由语、数、外3门统考，加上学生自选的3门学业等级考组成最终高考成绩。这就意味着，于5月7日正式开考的首门学业等级考科目地理，已经拉开上海“新高考”序幕。而小文和她的“战友”，也便成为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陆续出台高考改革方案。本报整理发现，各地的高考改革方案呈现出一些共同特点：考试制度方面，取消文理分科、外语一年多考被普遍推行；招录制度方面，逐步合并本科录取批次，遵循“两依据、一参考”录取原则，为名目花哨的加分政策瘦身等。

❶“3+3”模式取消文理分科

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简称《意见》)，标志着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全面启动。根据《意见》要求，全国各地陆续出台高考改革方案，涉及高中教学、高考科目、高招录取的全链条改革。目前，包括2014年就公布试点方案的浙江与上海，全国已有天津、北京、青海、江苏、海南、西藏、宁夏、广西、广东、甘肃、黑龙江、辽宁、贵州、河北、山东、湖南、贵州、江西等20个省市区已经公布高考改革方案。各地启动高考综合改革的时间集中于2014年到2019年。

取消文理分科、采取“3+3”考试模式，是本轮高考改革最显著的一大变化。高考招生录取总成绩，将由语文、数学、外语3门统考科目成绩和3门学生自主选择的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科目成绩构成。就3门选考科目而言，多地采用“6选3”模式，即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科中任选3门。而浙江还增加了“技术(含通用技术和信息技术)”科目。

文理不再分科对招录环节也产生了影响。多地规定，高校可根据培养要求，从等级考科目中，分专业(类)自主提出选考科目范围，但最多不得超过3门。考生只需满足其中任何一门，即可视为“符合报考条件”。对选考科目有要求的高校，必须提前向社会公布。没有科目要求的高校，考生报考将不受科目限制。

“改革会推动教育观念的进步。”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对本报分析表示，“以往很多高中会形成自己的文理权重传统，而现在给予各门课程同等的地位，将有助于回归根据知识本身来考量课程设置的科学性。”李立国打了个生动的比方：过去的高考可谓是搭配固定的文理“套餐”，如今则变成了多元化的“自助餐”，这对于学生在高中阶段形成全面完整的知识体系很有帮助。

在全国率先开始高考改革试点的上海，学生们已经体验到考试科目调整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我们要自己选3门等级考科目了。”2015年9月，入学上海奉贤中学不久的江雨馨，从班会上得知了高考改革新政策。由于上海是由此前的“3+1”模式改为现在的“3+3”模式，江雨馨坦言，起初非常苦恼，很担心增加的科目会加重学业负担，并且对于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科目感到十分迷茫。

9个月过去后，即将面临选科的江雨馨不再纠结，已经有了清晰的答案：“地理和生物会选择一门，这两科高二时就举行等级考，结束之后，高三的学习负担便会减轻很多。”今年地理等级考试的参考人员情况，也印证了这一普遍的选科原因。数据显示，上海市共有33876名高二学生参加地理等级考试，占本届高二学生总人数的63%。

“化学也是备选项。此外，政治和历史我会考虑二择其一。”江雨馨解释说，选择化学是为了扩大自己的高校报考范围。而根据职业性格测试，她比较适合法学，自己心仪的复旦大学法学系，对物理、政治、历史提出了专业录取要求。

从无所适从到科学规划，江雨馨将自己的进步归功于学校开设的人生导航课。据悉，性格测试、学力分析、经验分享讲座、高招录取要求讲解等组成了上海市奉贤中学人生导航课的基本内容。

“学生在高一第二学期就要做出选科决定，那时他们还很难对自身形成明确的认知。因此，能否提供满足需求的生涯规划教育，也是影响高考改革效果的重要因素。”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对本报表示。据了解，为了适应“3+3”考试模式，包括上海奉贤中学、浙江温州中学在内的多所高中，已经开设了生涯规划课程。

❷多措并举打破“一考定终身”

在《意见》中，打破“一考定终身”被确定为本轮高考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各地制定的改革方案细则，围绕这一目标提出了多种措施，包括完善学业水平考试、部分科目一年多考、增强综合素质评价等。

方案显示，除了学业水平考试可一年两考之外，英语笔试和听力测试也被纳入一年两考范围，考生可选择其中较高一次成绩计入高考总分。统考科目中为何选择英语实行一年两考？对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当前中国英语考试比较成熟，题目设定、分值等级性已经经过国际检验，操作起来更符合规范化要求。而这些特点，其他科目还不太具备。”

与“3+3”模式曾带来苦恼不同，外语一年两考让江雨馨倍感欣喜。“这会减少偶然性，尤其是听力。”江雨馨回忆说。

“突破‘唯分数论’也是本轮高考改革的一大亮点。”李立国说，“从各地改革方案中可以看出，综合素质评价对于学生毕业升学的重要性大幅提升。”据了解，综合素质评价不仅将作为高校自主招生报考和初次遴选的重要依据，在统一高考招生中，高校还可事先对学生高中阶段综合素质评价提出要求，作为录取参考。

4月9日，上海奉贤中学高一学生石佳鑫一早来到学校，坐上了开往奉贤区和汇集团的大巴，参与学校组织的社会志愿服务活动。和汇集团是一家摩托车头盔制造企业，石佳鑫当天的任务是帮助员工清理待出厂头盔里的残余线头。“看着轻松简单，但一连几个小时坐着不动，一天下来原来这么累！”石佳鑫说。

从2017年起，上海市将推动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在自主招生等环节中开始使用。广泛参与社会实践，是上海市高中生提升综合素质、增强社会责任感的方式之一。据石佳鑫介绍，学生需要累计完成40小时的实践活动，才能符合学校综合素质考评对该环节的基本要求。

“我才完成了8个小时，”石佳鑫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不过认真参与了之后，收获真的很大。”虽然心疼孩子，但石妈妈很支持石佳鑫走出象牙塔的尝试。

在过去，综合素质评价往往被诟病为“水分很大”。而改革之后，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化平台的启动，建立起了客观、真实、准确记录信息的监督机制。“学生参与实践的过程，会有工作人员在平台进行实况记录并反馈。规范化和公开化的考核方式，使得随意打分的情况很难再出现。”上海市景秀高级中学副校长唐汝祥向本报表示。

❸加分项目“瘦身”力促公平

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也是本轮高考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我国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实行考试加分政策，一类是补偿性的，一类是鼓励性的。但在实施过程中，出现加分项目过多、分值过大特别是资格造假等问题。这次改革主要采取3项措施。一是大幅减少、严格控制考试加分项目，确有必要保留的加分项目，合理设置加分分值。二是地方性高考加分项目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并报教育部备案，原则上只适用于本省(区、市)所属高校在本省(区、市)招生。三是加强考生加分资格审核，严格认定程序，做好公开公示，强化监督管理。

2014年，全国性加分项目共11项，其中鼓励类6项、扶持类5项，而地方性加分项目多达95项。2015年，包括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省级优秀学生等在内的全国性鼓励类加分项目全部取消，只保留了烈士子女和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考生等5项全国性扶持类加分项目。根据教育部要求，地方性加分项目到2018年要减少到35项，减幅63%。在各省业已出台的高考改革方案中，加分项目的削减和规范得到明显体现。专家分析认为，加分细则的调整，极大压缩了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空间，保留下来的加分项目主要着眼于弥补受教育条件带来的差别，有力地促进了教育公平。

尽管竞赛成绩不会再带来高考加分的“实惠”，但石佳鑫观察到，身边很多同学还是报名参加了生物知识竞赛。“每次上课，他们都会踊跃发言，把握表达想法的机会。加分与否，并不会影响他们参与竞赛挑战自己的热情。”石佳鑫说。

“竞赛最初的目的是兴趣引导，而不是高考加分的转化器。”李立国表示，从发展特长、提高潜能的立场鼓励学生参与竞赛，是在恢复拓展竞赛的本来面貌。此外，取消鼓励类加分并不会造成人才的扁平化，“如果有突出的技能特长或专业爱好，高校招生在同等情况下会予以优先考虑，这也是凭借竞赛特长获得青睐的一种方式。”

❹改革落地需克服多项挑战

“高考改革提出了更科学的培养和选拔人才的方案，但具体实施起来，课程设置、教学方式、管理模式等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会给高中教育带来严峻的挑战。”熊丙奇对本报分析认为。

为了应对学生多样化的课程组合，走班制成为许多学校的选择。这种新的教学方式，对办学条件和师资水平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以浙江省为例，“7选3”模式将会形成35种课程组合。“但学校很难有足够的资源将这些课程组合全都开设起来，”温州中学高二年级地理老师徐雪琰对此有些无奈。“因此我们会根据学生的最终选课情况进行调整。既要满足学生的选课需求，又要符合学校的资源状况。”

据了解，目前温州中学高二年级的16个班，几乎都涉及到走班上课问题。学校通过科学排课，将学生的流动规模控制在了合理的范围。“但对于一些走班频繁的学校，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和班级归属感可能会下降，师生间的持久交流也无法保证。”徐雪琰表达了她的担忧。

“走班改革，就像办一所新学校一样。”上海市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校长阮为说出了不少学校管理者的心声。走班制使原有的班级模式被拆开，将出现没有班级教室只有学科教室的情况，一节课上完之后，学生就要奔向另一个教室上另外一门课，怎样把老师和学生的时间充分利用起来，值得学校管理者深入思考。

李立国则关注“外语一年两考”可能带来的公平性问题。他分析说，城乡之间英语教学水平差距很大。城市学生英语基础好，可以提前完成英语考试，并将盈余时间用于其他科目的学习。但农村学生一方面要夯实基础，一方面要准备考试，相较而言可能会面临更加不利的境况。“这是长久以来教育发展不均衡带来的隐患，如何消减这些不利，还需要国家进一步探索和努力。”

尽管还面临种种挑战，但李立国依然认为，新一轮高考改革将有力地推动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同时，倒逼基础教育和高校招录进一步改善。”李立国说。

天津市日前公布了《天津市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根据方案，从2017年高考开始，在现有英语听力两次考试的基础上，实行高考英语笔试两次考试，取笔试和听力各两次考试中较高的分数，计入高考总分；从2020年起，高校招生依据统一高考成绩、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进行录取。

全方位关注“高校信息”

各省的高招改革进度虽然有些差别，但绝大多数省份的改革内容都和天津差不多。相信踏入改革轨道的高中新生及其家长，都会认真研读改革方案，都会特别关注“取消文理分科”、“自主选择等级性考试科目”及“英语考试有两次”等具体内容。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高招改革不仅是高考内容和方式的改革，也是高校招生方式的改革，仅仅关注高考科目是不够的。

笔者最近和一位成绩特别优秀的文科生交谈，她特别拥护“取消文理分科”和“自主选择等级性考试科目”，说这样就可以选择她擅长的地理、历史、思想政治，来报考她最喜欢的中国科技大学了。然而，这位文科生的思路显然是不正确的。

其实，各省市在出台“高招改革方案”的同时，各高校也在相应地出台新的招生细则，并将细则写进招生简章及时发布。这些细则当然包括各专业对等级性考试的科目选择和等级要求的规定。有些纯理工科或纯文科的大学，可能以学校的名义统一规定“等级性考试科目”。比如中国科技大学，作为一所纯粹理工科的名牌大学，肯定要在“物理、化学、生物”中规定出必考的等级性考试科目，甚至对“等级”也会提出要求。所以，以“地理、历史、思想政治”作为等级性考试科目的学生，是不可能被中国科技大学录取的。

从高一选择等级性考试科目

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我国多数院校(尤其是综合性大学)因为文理专业兼有，只能分专业规定“科目”和“等级”。比如，北京大学的考古专业肯定要求考生必考“历史”；而电子类专业，肯定要求必考“物理”。也就是说，如果等级性考试没有选择“历史”，一般不可能被北大的考古专业录取；如果没有选“物理”，则不可能被电子类专业录取。

所以，对于那些一踏入高中，就想报考某名牌大学的优秀学生来说，一定要密切关注这所大学招生简章的变化，从而按照这所大学及专业的要求，以及自己的特长，正确选择等级性考试科目。

改革前是在高考后为了填报志愿而看高校的招生简章；改革后，则是在高一时，为了选择等级性考试科目，就要有针对性地浏览一些高校招生简章，从而大致圈定要报考什么样的大学及专业类型。比如，对化学感兴趣，可选择化学化工类专业的理工科高校。又比如，只要选考了“物理”，则一般工科类的专业都可以报考，至于具体能上哪所工科大学，仍是高考成绩说了算。

中国政府叙利亚问题特使解晓岩17日在维也纳出席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第五次外长会。

解晓岩首先介绍了王毅外长对此次外长会的四点期待，即一是各方要全面执行安理会关于叙利亚问题的第2254号决议；二是俄美应该与安理会其他成员及地区国家一道，为确保叙利亚境内实现真正和全面停火、推进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发挥更大作用；三是希望地区各国切实承担责任，为政治解决进程提供支持，形成合力；四是希望叙利亚双方真正考虑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尽快实现直谈，早日达成具体解决方案。

解晓岩表示，中方希望各方继续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的斡旋努力，支持联合国发挥斡旋主渠道作用，呼吁国际支持小组成员在落实停止敌对行动协议、打击叙利亚境内恐怖主义、推动政治解决进程、改善叙利亚人道局势方面加大投入，推动叙利亚问题政治进程不断取得积极进展。中方将继续本着客观公正立场，为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第五次外长会议当日在维也纳举行。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土耳其、沙特、伊朗、埃及、伊拉克等地区国家，以及德国、意大利、联合国等派代表出席。各方着重就在叙利亚停火、人道形势、叙利亚政治进程等问题进行讨论，并发表会议声明

核心阅读

养老产业前期投入很多，对于普通企业来说，比较好的模式是投资与运营分开，减少前期成本；或者压低成本，搞连锁规模化经营，以数量取胜。还要理顺服务体系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养老产业虽是服务“夕阳”，却是新兴的朝阳产业。民间资本要有投资长远的意识，在延长产业链、提供多样化产品上多下功夫，才能拥抱真正的朝阳。

养老机构里，白头发的老人还没来，先来了个90后小姑娘。

24岁的严佳倩，是杭州师范大学健康管理系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将在江南养生文化村工作，成为这个浙江省桐庐县民营养老机构的一员。

民资养老院来了博士

扎着个半丸子头，圆圆的脸透着一股稚气，严佳倩说起自己的想法来头头是道：“现在真正能做健康管理的地方很少。在学校，我们学了很多怎么管理慢性病、预防‘三高’之类的。我就想找个地方，把学到的知识用起来。”

养老产业的发展，给了这个小姑娘更大的平台。据测算，按照未来老年人口数量，以每个老人年消费2万元计算，预计2020年中国养老产业市场规模将达5万亿元。

“老年人挺好相处的，我在这里能够帮着他们更健康地安度晚安。”今年10月，江南养生文化村就将迎来第一批入住的老人。在这个瞄准中高端养老需求、追求医养结合的民营养老机构，严佳倩将担任老人们的健康管理师。

“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完善各类社会资本公平参与养老等领域发展的政策”“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通过购买服务、股权合作等方式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增加养老服务和产品供给”。这无疑给民营资本带来更多信心，也给更多的年轻人提供了就业机遇。

80后赵发林，是杭州师范大学健康管理系的博士，在养生村挂职，促进产学研相结合。

从杭州开车到桐庐，刚一下车，赵发林就召集了好几拨人开会。这位精瘦的博士麻溜地处理手头的事儿：“我们这里是中国中医科学院临床所打造的临床基地，以中医为特色，主打健康管理、治未病。在这里，我就琢磨着怎么为老年人提供健康服务，开发适合他们的养老产品。”

除了年轻人，这里还有耄耋老人的助力与关怀。2013年，时年93岁的国医大师路志正老人来到了桐庐。他一餐一碗饭，走路气不喘，面色看起来比很多年轻人都好。

彼时，养生村的想法已经萌芽，执行董事郎涛跟着路老学习了20多天。“饮茶有方、食姜保健，早晚打两遍八段锦，睡前泡脚养心……路老这么健康，为什么不把这些习惯带进养生村，让更多的老人受益呢？”郎涛说，未来还将请北京、杭州等地的国医大师进村开讲座，帮助老人们做好健康管理，无病到天年。

开业在即还是缺医师

养生村里，摆着一张石桌。桌子一边坐着桐庐县卫生局的工作人员，另一边坐着一家养生村的工作人员。桌上沏好的茶水散发着热气，茶叶在杯中缓缓舒展开来。

“不说废话，郎总，你们现在还有哪些难处，需要我们做什么？”没有碰茶杯，卫生局局长吴志忠直截了当。

郎涛吹了吹杯中的热茶，又将杯子放下，“那我就不客气了。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缺人，我们今年10月就要开业了，第一批老人也要过来体验入住了。配套建的综合门诊部，不瞒您说，人还没有招满”。

养生村里新建好的综合门诊部装修一新，体检的各项设备也陆续到位，三层高的楼房，尚显空荡。

“按照规定，门诊部要配置5名医师、5名护士。现在多点执业还是有难度，医护人员确实缺。”养生村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陈水泉说。

陈水泉的话让郎涛的脸绷得更紧些，“我们给的待遇不低，而且门诊部建起来了，周围的居民也能来看病，还能请专家过来坐诊，是好事。我胆子大一点，就想问问，是不是民营医疗机构一定不能给编制？”

除了医护人员让郎涛揪心，门诊部纳入医保的事情也没少让他操心。根据当地政策，民营医疗机构得运行一年以后才能纳入医保定点。“现在都鼓励社会办医、医养结合，没医保，来的老人肯定少，如果非要到一年，好多民营机构都撑不过去呢。”郎涛竹筒倒豆子，一气儿说出了目前最想解决的问题。

问题典型又一针见血，吴志忠不能当场给出答复，但承诺一定向相关部门沟通，希望相关部门能对纳入医保一事“宽进严管”。

朝阳产业增长点在哪

即使医疗人才尚有不足，但养生村的整体建设已经基本完成。依托于浙江省健康小镇——桐庐富春山健康城的打造，养生村在政策和配套上也得到了当地不少支持。比起很多尚在为资金、土地着急的民营养老机构，郎涛他们的情况要好很多。

“目前政府出台的政策很多，有些还是难以落地。”浙江省发改委社会发展处处长王叶青直言不讳，“比如浙江规定，非营利性养老机构也可以抵押资产贷款，但是很多银行不愿意贷。养老机构回报期很长，银行不看好。还有在用地上，不少营利性养老机构也很苦恼。它们虽然是挣钱，但挣钱少、回报慢，8年10年才回本，如果还要向其他用地主体一样进行市场化竞拍，价格高，受不了。”

对此，浙江省于2014年出台政策，营利性养老机构用地可归为服务业中的其他类用地，地价可以低一些。但是政策出了，新的问题又来了。

“养老业挣钱慢，每年地方政府都有土地指标限制，它当然愿意把土地给营利性好的工业项目，一两年投下去，第三年就能缴税了。而且现在地方政府都有招商引资的任务，养老项目投资大的毕竟少，你真投几个亿下去，建那么多床位，也不现实。”王叶青说。

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决定“对促进民间投资政策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督察，着力扩大民间投资”“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推动相关政策落地”，盼望能激发出更多的民间投资潜力和热情。

政策落地难之余，养老产业到底应该发展成为什么样，政府也好、企业也好，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王叶青建议，公建民营、连锁经营或许可以杀出一条路来，“养老产业前期投入很多，对于普通企业来说，比较好的模式就是投资与运营分开，减少前期成本；或者压低成本，搞连锁规模化经营，以数量取胜。”

在浙江省民政厅社会福利与老年服务处处长黄元龙看来，首先要理顺服务体系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过去搞养老服务，有两种误区，一种是政府自己建自己管，批个事业单位，搞几个人在那里，但服务质量不一定好；另一种是政府说自己没钱，什么都给社会管。这两种都不好。”

黄元龙建议，政府建设后，服务运营应该交给社会，同时要做好托底作用，特别是对于失能半失能老人、经济困难老人的托底。“托底之外，企业想进来做高端市场、发展多样化供给的话，那就交给市场去做。”

养老产业虽是服务“夕阳”，却是新兴的朝阳产业。民间资本该怎样迎着这缕曙光，持续前行呢？

“不要老想着在机构里搞服务挣钱，毕竟，高端的消费市场还没有完全成熟。但是，企业可以在延长产业链、提供多样化产品上下功夫。”黄元龙算了一笔账，在浙江，目前共有3万多个老年人活动中心。老人爱打牌，如果开发专门适合老年人的扑克牌，数字、花色都大一些、亮一些，将是一笔不小的订单。“3万个活动室，每个活动室一年打20副牌，算算有多少？一个要倒闭的扑克牌企业就挽救了。还有假牙护理器具、带放大镜的指甲剪，这些都是消费的新增长点。”

临近傍晚，养生村里的讨论依旧热闹。同事们追着赵发林，非要问问最近又在琢磨什么新产品。“我们设计了一款排毒凳，主要是通过穴位刺激，让老人每天坐一坐，缓解便秘问题。”赵发林笑着说。

5月9日，由网信办、工商总局、卫生计生委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公布调查结果，认为百度竞价排名机制存在付费竞价权重过高、商业推广标识不清等问题，影响了搜索结果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容易误导网民，必须立即整改。

同日，百度作出回应，根据整改要求将从6个方面全面落实，“不打一丝折扣”。

一周多时间过去了，实际整改效果如何？记者进行了调查。

医疗信息有所好转

商业推广仍待改进

调查组在整改要求中明确表示，从即日起对医疗、药品、保健品等相关商业推广活动，进行全面清理整顿，对违规信息一经发现立即下线，对未获得主管部门批准资质的医疗机构不得进行商业推广。与此同时，还要求改变竞价排名机制，提出以信誉度为主要权重的排名算法并落实到位；对商业推广信息逐条加注醒目标识，并予以风险提示；严格限制商业推广信息比例，每页面不得超过30%。

记者在百度中输入“滑膜肉瘤”时，发现该搜索页面首页及边栏的推广信息均已下线。

在记者以老年人常患的“关节炎”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时，除了首页右边栏一则注明“品牌推广”的药品广告之外，一共12条搜索结果中首尾各出现一条“商业推广”链接，并有颜色较浅的底色与其他结果相区别。该页面16%的商业推广符合整改要求。

然而，当记者输入“整形”时，搜索首页共17条搜索结果中，排名前7位的均为有小字注明“商业推广”的各类整形机构，而且在右边栏的“商业推广”中出现了8条搜索结果。因此，若统计整个页面的所有结果，则推广信息比例占到了60%，即使不计入右边栏的“商业推广”，直接得到的搜索结果中推广信息也占到了41%，超出整改要求规定的上限。

除了医疗信息之外，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有网民曾经在使用搜索引擎寻找装修公司时发现，排名前几页的结果都不是当前市场认可度较高的企业。因此，记者也对其他与老百姓购物、居家等日常生活的关键词进行了检索。

记者输入“装修”，结果也不符合“每页面不得超过30%”的要求：搜索结果共17条，最靠前的7条标注了“商业推广”，但没有底色与其他结果相区别；同时右边栏有商品广告及8条“商业推广”，整个页面推广信息比例超过了一半。

以上搜索结果，截至记者发稿前仍未发生变化。这样的搜索结果，不单单是百度一家，360、搜狗等搜索引擎也同样存在。这表明，尽管联合调查组是对百度作出了整改要求，但其中所涉及的问题恐怕是全行业的，需要相关搜索引擎企业引起高度重视。

搜索引擎责任缺失

普通群众难辨真伪

在搜索引擎中，非自然排序的搜索结果往往会左右信息传播的有效性，影响公众获取信息的准确性。正如在“魏则西事件”中反映的，处于信息弱势的普通人就因此而受到了伤害。

“大数据时代里数据信息海量、快速产生，而搜索引擎则控制了人们获取信息的入口。”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信息网络与高新技术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陈际红表示，不能单纯认为搜索引擎只是一个普通的信息服务提供者，更应将其视作重要信息基础设施，而考虑到其公共服务的属性，应当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对于搜索引擎而言，其社会责任就是保证用户获得信息的公平权利，包括公众有权获得非扭曲、非误导信息的权利。”

北京大学法学院民商法教授薛军也认为，处于当今的风险社会，搜索引擎在提供极大信息检索便利的同时，其对信息的覆盖程度也远远超过传统广告，“以前在传统广告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在信息时代也会被数倍放大，因此搜索引擎事实上应该承担起比广告法所要求的还要更高的责任。”

“九龙治水”责任不明

法律滞后监管乏力

当前面对诸如网络广告管理等互联网治理领域，还存在着“九龙治水”、条块分割的政府监管问题。就目前而言，包括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广电总局、公安部等多个部门都对互联网治理承担部分职责，而具体到互联网领域可能遇到具体问题时，各部门监管职责交叉，责任不够明确，难以形成监管合力。

相关法律滞后，也是舆论关注的焦点。搜索引擎推出的“竞价排名”商业模式算不算广告，前些年已有多名全国政协委员在两会期间联名建议，将搜索引擎有偿推广服务尽快纳入广告法统一监管。事实上，2015年公布的《互联网广告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就曾经写入“付费搜索结果”属于广告，但这一办法至今仍未正式实施，造成了监管规定上的空白地带。

近年来搜索引擎服务中各类假医假药、虚假广告、钓鱼欺诈、金融诈骗等违法信息泛滥，严重损害了公众权益，逐渐引起各界关注。有专家表示，搜索引擎向用户宣传商品或服务，并收取相应费用，这属于典型的广告行为，现行的广告法能涵盖这些新兴广告类型，而为平息搜索引擎、民众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议，以便于监管，应将搜索有偿推广等新媒体广告形式在广告法中进行明确界定。

同时，也有声音认为，对搜索引擎虚假违法广告加大处罚力度，对假医假药行为应承担连带责任。目前正是由于违法成本远远低于其收益，利益驱动之下才会出现搜索引擎的种种乱象。对于通过搜索引擎有偿推广导致的假医假药等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除了按照广告法加以处罚外，还必须结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法规要求搜索引擎服务商承担连带责任，而只有从法律上设置较重的处罚，才能够起到警示、震慑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表示，互联网具有技术中性，但互联网上的商业活动具有逐利性，“法律本身也要紧追科技进步的潮流，消除法律滞后于互联网创新的现象。”

“要么打了不接，要么接了白接，不解决问题的热线电话就是摆设，这不是逗老百姓玩吗？”记者拨打东北某中心城市的市长公开电话时，连续拨打100多次无法接通，也没有任何语音提示信息。在难打通之外，政府热线电话还有两难——打通了“难沟通”，沟通完“难办事”。(半月谈网5月16日)

这种情况并不鲜见，零点咨询去年进行了一项公共服务热线公众印象调查，结果显示：96.9%的公众至少听说过一条公共服务热线，但说到印象，仅有28.8%肯定是“亲民好举措”，54.7%认为“有些鸡肋”，还有16.5%认为“纯属摆设”。

政府热线电话要么打不通，要么接了也白接，既浪费了行政资源，无法发挥其沟通民意、监督政策执行等功能，也没有满足民众当初对它的期待，徒增求助成本，还会让民众产生“逗我玩” 的感觉，甚至还减少政府部门的公信力。

从1983年武汉和沈阳两市率先开通政府热线始，到2007年时，全国已经有600多个城市开通了市长热线。如今各地市长热线电话已成为政务公开的标配，但各地热线电话的运营服务情况有好有坏。热线电话能否发挥作用，成为便民利民的工具，取决于热线电话背后的管理和服务是否到位，能否及时处理好民众反应的问题，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主政者的态度，是否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是否真正把民生疾苦放在心头。

另外一个问题则在于，热线电话不畅通，却仍然有民众愿意花上一个多小时一直拨打，愿意把时间和精力用在热线电话上，期待通过热线电话来解决问题。这绝对不是因为民众对热线电话情有独钟。它只能说明，在热线电话不通的地方，民众向政府部门反映问题的其他渠道或许更不畅通。

民众向政府部门咨询、反映、投诉问题，有很多种渠道，既可以通过信访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网络问政平台，还可以通过地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与民众联系不够紧密，信访的成本和代价都很高，网络问政平台的效果可能还不如热线电话，不是有大量僵尸政府官网、僵尸App存在吗？

可以想见，在市长热线难打通，打通了难沟通，沟通了难办事的地方，民众通过其他渠道反映、投诉问题，也不会容易到哪儿去。

往小了说，热线电话以及其他沟通渠道的不畅，反映了一些地方政府不作为的情况突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程度还远远落后于民众对政府的期待和需求。

往大了说，政府与社会的良好互动，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民众与政府之间顺畅地沟通，有利于各类问题的及时发现和解决，最不济还能在风险社会中发挥解压阀、安全阀作用。而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也有赖于政策制定过程的公开、透明和公民有序参与。一个热线电话都难打通的地方，民众监督政府、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空间更加令人担忧。

还有1个月左右，山西医科大学学生王子良就要研究生毕业了。随着毕业日期的临近，王子良却越来越焦虑：因为一直没有申请到规培资格，而不能规培，他的就业就很可能要受到影响。

根据2013年年末国家卫生计生委等7部门制定的《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到2020年，所有新进医疗岗位的本科及以上学历临床医师均接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这意味着，2020年以后，通过规范化培训考试获得的“规培证”，将成为医院招聘的硬性条件。这也正是王子良以及和他情况相同的医学生所担忧的——由于所在学校未获得规培名额或规培名额不够，他们毕业时将没有“规培证”，要重新花时间进行规培。这些学生甚至担心，他们可能要面临失业。

焦急只因机会一去不复返

让不少2011级7年制医学生焦急的是，如果他们读完了这个学年，恐怕就要错过转制的机会。

1988年开始，我国医学教育开始了7年制医学教育试点的尝试。在实践中，大部分7年制学生读完前5年的课程之后，都能通过直升考试或研究生考试，继续在所在专业完成剩余两年硕士培养阶段的学习任务。

根据《关于做好七年制临床医学教育调整为“5+3”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改革通知》)，2010年以前入学的7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学生按原计划培养毕业；2010年及之后入学的7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学生，根据学生意愿及各校实际情况，可以在完成第5年学习后颁发相应的学历、学位证书转入本校后3年的研究生教育阶段，或者按原计划培养毕业，即通俗说的7年制转“5+3”。

2015年6月17日教育部《关于印发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和中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的通知》中列举了学位申请条件：完成学位授予单位培养方案所规定的各项要求；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完成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

这意味着，未拿到规培证的毕业生或将无法拿到学位证。

而根据《改革通知》，2016年是2011级7年制学生转制的关键年。第5学年结束前的1个月时间，被他们视为最后的机会。

按照现行政策，规培证在2020年之前不可作为招聘门槛。但情况相似的泰山医学院2014级研究生刘鹏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外行人很难彻底明白没有规培会给医学生造成怎样的影响。“一是规培期间收入低，二是就业时规培证是个门槛。”

泰山医学院研究生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介绍，对于2014级和2013级及以前的研究生，国家没有要求必须参与规培，这些学生能否获得规培资格不是由学校说了算，而需要山东省卫计委批准。国家原则上是允许这些学生规培的，但是采取何种方式进入、学多长时间、山东省怎么操作的过渡方案还没有出台，学校还在“非常焦急地沟通”。

“如果省里能统一在毕业之前，给他们一次结业考试是非常好的事情。教育厅在3月底左右征集过一次意见，我校已经提了。但山东省的医学院这么多，省卫计委也要出台一个可操作的方案。”这位老师说。

消失的选择能否重新回来

《指导意见》显示，“5+3”是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主要模式，即完成5年医学类专业本科教育的毕业生，在培训基地接受3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印发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和中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的通知》(学位[2015]9号)精神，2015年以前入学的在读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按照自愿申请的原则，由所在院校依据培养方案和实际培养过程，对研究生在读期间的临床经历、培养内容出具书面证明，由省级卫生计生、中医药、教育管理部门共同审核。经审核，在读期间完成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关要求并且达到结业考核报考条件者，可按照规定参加院校所在地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核；在读期间不符合结业考核报考条件者，其在读期间完成的临床经历、培养内容，可计入今后接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时间和内容。

第一批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试点高校共64所，包括北京大学、安徽医科大学、遵义医学院等学校。大连医科大学是拥有规培资格的64所学校之一，但学校在2011级7年制学生不知情的情况下未进行“5+3”转换。这意味着，这批学生毕业时，要重新花时间接受规培方可获得证书。

今年4月底，大连医科大学宣传统战部部长刘景伟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表示，学校十分认同规培证的重要性，但“在考虑是否要为2011级7年制学生转制时，学校认为对学生的培养已经非常系统，且国家有明确文件指示规培证不是找工作的必备条件，最终决定不给2011级的学生进行“5+3”转换。”

大连医科大学2011级的7年制学生在4月表达了对无法转“5+3”的担忧，大连医科大学迅速反应，并在公开信中对学生承诺会“积极推动问题的解决”。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于5月16日再次联系刘景伟，他表示，现在的进展已经非常迅速，学校和教育部进行了沟通，学校副校长已到辽宁省教育厅沟通。

针对学生关心的规培名额够不够的问题，刘景伟说，如果政策允许学生选择规培，学校会积极开拓规培基地，如现在已经开通的位于上海、青岛的国家级规培基地，也会根据需要在辽宁省继续开拓。

规培证对就业影响几何

记者查阅了北京协和医院、北京301医院等2016年招聘信息，并联络了山西省人民医院、北京市东直门中医院等医院，未发现有要求应届毕业生必须拥有“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方能参加招聘的条件。但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等将“应聘住院医师岗位的毕业生有医师资格证、执业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者优先考虑”写入招聘启示。

记者联系了安徽省儿童医院教育科办事员成玄璇，他表示，目前安徽省儿童医院并未把规培证设为招聘门槛，但他认为，两三年以后不排除有医院开始把规培证作为招聘条件的可能。

他解释，招聘的医生如果没有规培证，所在医院也不是规培基地，医院就必须把这些规培生送到其他规培基地即其他医院去进行2～3年的规培。这种情况下，“招来的没法干活”，医院就有设置门槛的可能。《安徽省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实施意见》规定，从2016年起，各级医疗机构将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作为临床医学专业中级技术岗位聘用的条件之一，到2018年所有二级以上的医疗机构应作为中级职称岗位聘用必要条件，到2020年覆盖到全行业。

据不完全统计，河北、安徽、湖南、海南、宁夏都将规培证作为晋升中级职称的必要条件。成玄璇坦言，如果招聘时遇到其他省份有规培证的学生前来就职，当地医院很有可能会在同等条件下选择有规培证的学生，因为“安排他就业以后就不用考虑其他问题了”。

多年前，我在某领导机关担任秘书。因为我是党小组长，首长每月向我做一次汇报，雷打不动。开始时，我感到很不自然，但首长说，“党员没有大小”，这是组织规矩。近日读的什么书，有什么收获；工作上抓了哪些事，哪些做成了，哪些想抓却抓不起来；哪些工作实际没必要，没做好……有一点必定会说，“近一段时间一切正常，没违反什么纪律”，且征询“组织上有没有听到对我有什么不好的反映，如果有要及时提醒”。汇报完了，我看到首长是一身轻松的样子。

毋庸讳言，有那么一段时间，党内政治生活这根弦在一些党员干部的心目中松懈了。通过组织生活，向党组织汇报思想、学习和工作情况，接受党员和群众监督，在少数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那里变得可有可无。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批评“有的干部目无组织，干了什么、人跑到哪里去了，组织上都不知道，泥牛入海无消息”。

组织观念一旦淡漠，组织监督一旦缺失，自由主义和各种行为失范就在一些人身上冒出头来。少数领导干部独来独往，天马行空，不跟组织上说一声，不把组织当回事，甚至有人利用各种关系为自己办了好几个身份证，违规办了因私护照甚至持有外国绿卡，有的把老婆孩子送到国外，还接受了特定关系人的资助。这些或轻或重的欺瞒组织的行为，逐渐发酵膨胀，最终让不少人尝到了违纪违法的苦果。

有个落马者，原本工作能力较强，取得过不错的成绩，但正如他自己所说“在做了多大好事的同时，也做了多大的坏事”。群众早反映其“有问题”，网上早热议其“会出事”，本人也早感觉到自己“难过去”，但宁可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宣示”为官不易，变着法子为自己“洗白”，就是不向组织说一声，主动交代个人问题，最终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工作中的疏漏、作风上的疏失，组织如果清楚，一定会想方设法督促其纠偏改正，避免小错成为大错。常言说，“人在做、天在看”，“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做了不说，在组织面前玩小聪明，看似暂时规避了组织监督，结果必然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党内生活是锤炼党性、坚定信仰、提高觉悟的大熔炉，组织观念是党员提高自律意识、坚守纪律底线的护身法宝。对待组织的态度，照见一个人对为什么入党、入党做什么的真正看法。纯洁动机，表里如一，向组织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党组织就能及时掌握每个党员干部的真实状况，帮助他解开思想疙瘩、走出现实困惑、纠正缺点错误。也正是在向组织“说一声”的过程中，党员领导干部将自己置于党性高标准和法纪红线的约束之中，系紧了思想上防微杜渐的安全带。

“有事向组织说一声”，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应景文章。时刻牢记党组织的要求，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每个党员干部才会行得正坐得端，“一身轻松”。

2016年5月16日，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联在校园内成功举办了第二届两岸四地中华学子招聘会，本次招聘会吸引了超过500多名来自祖国两岸四地在澳的中国留学生和毕业生的积极参与。

本次就业招聘会由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联和悉尼科技大学就业服务部门共同主办，同时得到了中国驻悉尼总领馆教育组和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大力支持；赵静教育领事及澳洲和统会常务副会长杨志唯代表黄向墨会长亲临招聘现场，对招聘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

悉尼科技大学（UTS）中国学联主席郁正宇介绍说，UTS中国学联成立于1996年，至今已有20年的历史，这20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为学生们提供更多的就业与创业机会；本次招聘会除了邀请谷歌，苹果等30家澳洲当地优秀企业外，还邀请了来自天津，深圳，江苏等人力资源部门代表带来超过300个国内企业招聘信息，包括来自香港，台湾等知名企业。

本次招聘对象主要面向来自祖国两岸四地在澳留学生及毕业生，为众多在澳的中华学子们创造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就业平台。

本次招聘会现场为学生提供与各企业面试官一对一的实战面试机会，学生们同时可以跟企业及人力资源部门的主管进行应聘条件等方面的交流。招聘范围包括：工程，IT，会计，金融，媒体，教育，设计，管理，电子，制造等数10个领域。

悉尼科技大学（英语：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简称UTS）位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首府悉尼的市中心，是一所以商、法、教育、科技为主的综合性大学，澳大利亚名校之一。

（编辑 澳视传媒 小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