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周四, 07 4月 2011 19:15
评论：“超级细菌”蔓延敲响公共卫生警钟
世界卫生组织将“控制抗菌素耐药性”作为2011年世界卫生日的主题。抗菌素耐药性这个影响人类健康的问题由来已久，近年来在多个国家发现的“超级细菌”更说明这一问题已日趋严重。曾发表相关报告的英国研究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这敲响了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警钟。
英国加的夫大学的马克·托尔曼博士是去年引起广泛关注的“NDM-1超级细菌”研究报告主要作者之一，当时的报告已指出，这类携带NDM-1耐药基因的“超级细菌”从南亚次大陆传到英国。托尔曼发表在今年4月的《抗菌化学疗法杂志》上的新论文则说，这类“超级细菌”仍在进一步蔓延。
与以前曾被冠以“超级细菌”称号的一些细菌相比，携带NDM-1基因的“超级细菌”具有更强的耐药性，它们能抵御除替加环素和多黏菌素之外的其他所有抗菌素的药效，而其中一些细菌甚至对现在所有抗菌素都有耐药性，简单地说就是“无药可治”。问题还在于，这不是某一种细菌，而是携带名为NDM-1基因的多种细菌总称，这一基因可在多种细菌间转移，将本来普通的细菌也变成“超级细菌”。
鉴于这类超级细菌的广泛蔓延和强大耐药性，世界卫生组织在今年世界卫生日的宣传材料中也指出，如果不采取行动制止抗菌素耐药性的蔓延，许多传染病就可能变得无法控制，并严重影响2015年实现与健康相关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方面的工作。
英国科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在上世纪20年代发现青霉素，开启了人类医学的新时代，从那以后相继发现了许多能够控制细菌和病毒等微生物感染的药物，将其统称为抗菌素，这包括抗生素、化疗制剂、抗真菌药、抗寄生虫药和抗病毒药。抗菌素的发现和使用是医学上的重大进步，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弗莱明也因此在1945年被授予诺贝尔医学奖。
弗莱明在当时的获奖演讲中就警告说，无知的人类会滥用药物并带来耐药性的问题。
不幸的是预言正逐渐成为现实。对此，托尔曼说，在“NDM-1超级细菌”的来源地南亚次大陆，存在大量不规范使用抗菌素的情况。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较为普遍。
在“超级细菌”出现的同时，人类研发新型抗菌素的脚步却在放慢，近年来能找到的新型抗菌素越来越少。这场“军备竞赛”的天平正在向不利于人类的方向倾斜，因此采取其他一些应对措施也成为当务之急。
托尔曼说，在应对“超级细菌”的问题上，首先需要注意公共环境的卫生。比如医院是最容易出现这类细菌的地方，如果将其废水单独处理就可以减少细菌传播的风险。此外，“超级细菌”的传播还是走“病从口入”的老路，人们只要勤洗手，注意饮食卫生，也能起到较好的防范作用。
更重要的是，各国还需联手建立一个全球监测系统。在全球化的今天，细菌和病毒的传播也涉及全球各国，没有哪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甲型H1N1流感全球大流行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最新的“NDM-1超级细菌”蔓延情况统计也显示了这种迹象。
《科学时报》 (2011-04-07 A4 国际)
周四, 07 4月 2011 19:13
最古老玛雅王室古墓被发现 距今约有2360年(图)
考古学家已经在危地马拉发现迄今为止最古老的玛雅统治者的陵墓，这座古墓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50年。
遗骸旁边有7件陶制容器、罐子和盘子，以及刻着杰斯特神像(中)的香炉。
杰斯特神像的样子。
这座古墓是在K'o玛雅遗址发现的，这里现在是危地马拉的霍穆尔。
新浪科技讯 据国外媒体报道，最近考古学家在危地马拉发现一座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50年的玛雅王室古墓，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玛雅统治者的陵墓。
考古学家在骸骨旁边发现一个刻着“杰斯特(Jester)神”图案的香炉，这种图案是玛雅王室的象征，他们据此断定这具遗体生前是位玛雅统治者。这具骸骨是在危地马拉东北部的霍穆尔(Holmul)发现的，这座古墓位于一个有钱人家的住宅下，考古学家认为，墓室的主人是一名50出头的男性，去世时健康状况良好。他们在这具骸骨旁边发现7件陶制容器、罐子和盘子，以及那个香炉。
堪萨斯大学的约翰·托马斯科说：“我们已经发现更加古老的玛雅古墓，但是它们里面并没有象征王室的物品。我们在这座建筑物的地面上进行挖掘，最终发现一个石盖。”考古学家打开这个石盖，在它下面发现一个直径大约是16英寸(40.64厘米)的地道，地道的大小仅够一个人通过。地道通往一个被称作“楚尔坦(chultan)”的墓室，那具遗体就埋在这里。托马斯科说：“我们从地道爬进去，通过手电筒发出的光发现那具遗体。我认为我们发现的是最古老的玛雅王室陵墓。我们已经发现最早的杰斯特神头像。”
德克萨斯大学的考古学家迈克尔·卡拉格汉对那7件陶器进行了分析。4日他在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曼多举行的美国考古学会会议上介绍了这一研究成果，他表示，这些陶制容器显然来自大约公元前350年，此时玛雅制陶业开始采用红色。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对一个骨骼样本进行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最终确定它与那些陶器来自同一时代。
卡拉格汉博士说：“目前面临的问题是确定这具遗体的年龄。”该科研组希望，通过在当地的更多住宅下面进行挖掘，能够发现更多玛雅王室陵墓。以前知道的最早的玛雅王室古墓可以上溯到公元前100年，2005年考古学家在圣巴尔托罗获得这一发现。(秋凌)
周四, 07 4月 2011 19:11
我国首台大型铌锡线圈热处理炉系统研制成功
井式真空充气保护大型铌锡线圈热处理炉的炉体炉膛。
日前，我国首台井式真空充气保护大型铌锡线圈热处理炉系统（以下简称铌锡热处理系统）在合肥安装调试成功。该系统专门设计用于对由管内电缆导体绕制的铌锡线圈进行热处理以生成铌锡超导线圈，也可用于其他大尺寸工件高温热处理。目前，只有美国、日本、韩国等少数几个国家拥有这种设备。本系统的成功研制填补了我国超导磁体技术领域的一项空白，为我国自主研发制造大型铌锡超导磁体奠定了一项技术基础。
由中科院强磁场科学中心与北京七星华创公司联合研制的这套铌锡热处理系统主要由炉体系统、工艺气路系统、控制系统及气体杂质含量监测系统等组成。其中工艺气路系统包括导体微充微排系统、导体真空系统、炉体真空系统等。导体微充微排系统既可用于导体内部的清洗工艺，也可用于气氛保护工艺时实现导体充排气的自动控制。设备可实现7组导体的同时工艺热处理；导体真空系统用于对铌锡导体内部抽真空清洗，可以获得一定洁净的本底真空，缩短导体内部的清洗时间。
现场安装调试针对炉体设计的主要技术指标和相关技术难点展开，从调试结果来看，各项指标都已达到预期要求。其中，冷态极限真空度优于8×10-4帕，热态极限真空优于1×10-3帕，压升率≤0.05帕/小时。炉内工作区温度均匀性在炉体充氩气氛状态下可以达到<±5℃，在真空状态下则可达到<±3℃，均达到了高水平。
该热处理系统设计中包含了诸多创新技术，如炉体内可进行真空和充气两种工作模式的热处理，并可实现热处理过程中模式的直接转换；为了保证温度均匀性关键指标，在炉体结构中设置了均热和导风措施，使得该热处理炉系统在此项技术指标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本装置的研制成功不仅为在建的“十一五”国家大科学工程“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超导磁体建设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证，而且为我国铌锡超导磁体的研制和应用提供了一项重要的技术条件。（柯讯）
《科学时报》 (2011-04-07 A1 要闻)
周四, 07 4月 2011 19:00
卫生部：可排除自述阴性艾滋病人群感染艾滋病毒
针对近日媒体报道称有部分人员自述疑似感染“阴性艾滋病”一事，卫生部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发言人邓海华4月6日对记者表示，根据两次调查结果，目前可排除自述疑似艾滋病感染人群感染艾滋病病毒。
据介绍，2009年6月以来，陆续有群众向卫生部反映称自己出现了类似艾滋病急性期症状，认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或未知病毒。卫生部对该人群反映的问题高度重视，立即组织有关机构积极开展接访、调查和咨询等工作，认真听取他们的建议和要求，解答他们的疑问。中国疾控中心专家还通过信函、电话、网络等方式解答他们的疑问，介绍了相关知识。
2009年7月，中国疾控中心开始启动相关调查工作，但因匿名的原因，该人群基本情况不甚清楚。2009年9月—2010年1月，中国疾控中心专家通过网络与该人群取得联系，并招募了59名自愿接受调查的“自述疑似艾滋病感染者”进行了第一次调查。
调查结果表明该人群艾滋病抗体检测均为阴性，未检测到相关致病病原体，缺乏新病毒或未知病原体感染的证据。考虑到调查对象自述症状与XMRV病毒(异嗜性鼠白血病病毒相关病毒)导致的慢性疲劳综合症的临床症状相似，59名调查对象均检测了XMRV病毒，结果均为阴性。
中国疾控中心将检测结果和初步结论向该人群作了说明，但未得到该人群认可。后中国疾控中心又将采集的血液标本送美国相关实验室进行病原学检测。目前美方反馈称，已经检测的样本艾滋病抗体均为阴性，尚未检测到相关致病病原体。
在第一次调查的基础上，卫生部又组织专家制订了“自述疑似艾滋病感染人群”的流行病学调查方案，并于2011年2月—3月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南和广东6省(市)开展了系统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目前共调查了40人，其中包括曾参与过第一次调查的15人。
结果显示，调查对象散在分布于不同的市、县，未呈现聚集性，也未发现调查对象之间存在共同的体征和互相传染的情况；调查对象和密切接触者无共同的特异性感染症状和体征，未发现传染病传播的因果关系。实验室检查结果发现，调查对象血常规结果基本正常，无感染性疾病的特征性变化；免疫功能检查结果显示，调查对象CD4细胞基本正常。临床和实验室检查结果初步表明，未发现调查对象有与感染相关的器质性病变，主诉症状与临床体征不相符合。大部分调查对象及密切接触者均能正常工作和学习，一年内仅2人因扁桃体疾病住院，未出现因其他严重疾病而住院或死亡的情况。
综合两次调查结果，“卫生部专家认为，目前可排除该人群感染艾滋病病毒，没有证据表明该人群所述疾病具有传染性和聚集性，没有临床、实验室和流行病学证据支持该人群患有某种传染性疾病。”邓海华说。
周四, 07 4月 2011 18:55
龚家麟：回忆七十多年前清华的军乐队
□龚家麟
记得1933年夏季我17岁时，刚从中学毕业应考大学，侥幸同时考取了清华和北大。正在犹豫不决之际，我哥哥的中学同学，清华五级学长朱宝镇来我家闲谈，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不是喜欢听音乐吗？清华有军乐队呀！我是乐队中唯一能吹双簧管的队员，现在毕业即将离校，你正好加入乐队补我的缺吧！”这几句话当场解决了我学校的取舍问题，我毫不迟疑地从上海赶到北京清华去报到了。
一入学校，我便考入了军乐队成为新队员，并由朱学长在去美国前抽空教导了我两次基本的吹奏方法。为了可以快一些加入乐队演奏，我便常在学校大礼堂练习室内加紧练习，每天总要花掉一两个小时。原来双簧管这件乐器并不很容易掌握，因为发声的两片芦竹小管吹奏前先要加以适当的润湿，太硬了发音生硬粗糙，太软了两个薄片又会阻碍发声，要控制到发音准确而完美并不容易。当时这些芦竹小管要买进口货，而且时常缺货，很是头疼。这样，经过了几个月的摸索，我总算勉强上手。最后，经过我们的德籍指挥古普克教授的鉴听，允许我正式加入乐队练习。
真正的考验是在我加入乐队练习后两个月的校庆纪念日。校庆纪念日上有军乐队的音乐演奏会，演奏会的开场节目是一首罗西尼的《威廉退尔序曲》。《威廉退尔序曲》的原著是德国的大文豪席勒描述中世纪瑞士民间英雄威廉退尔抵抗奥国占领军的故事，编成了剧本再由罗西尼填配了歌剧的音乐。故事中包括了传说神箭手威廉退尔被迫用弓箭在百步之外射他儿子头上所顶立着的一个苹果的插曲。我发现，在这首序曲的第三段竟然全部是双簧管和长笛两种乐器的合奏，是前段暴风雨之后的一段十分宁静而美妙动听的音乐，这真的让我吓了一跳！那时的情绪，是又惊又喜，担心自己还是刚刚加入乐队的队员，没有任何演奏经验，一上阵就要长篇独奏，恐怕难以胜任。但避也避不开，因为乐队中没有另外一个能吹双簧管的队员，也没有其他乐器可以代替，只好硬着头皮上场了。
大概是因为太紧张的缘故，当天的演奏我不免把旋律奏得太快了，指挥古普克先生也只好跟着将这一段音乐的节奏加快了一些。
好在我的搭挡是乐队中的长笛名手张肖虎，经验老到，在这个情况下，他仍能将上下翻腾、迅速美妙的伴奏从容配合以掩我之短，诚为乐队中的识途老马，名不虚传。惜乎和张兄在校相处数年，毕业后因战事音信隔绝，未能有缘再见。演奏会之后，我正想向指挥古普克先生道歉告罪，他竟拍拍我的两肩善意地说：“小兄弟，你吹奏的音色很好，多些经验就不会慌张了。”古先生的相貌看来很威严、很神气，有些像“兴登堡”元帅，但为人十分随和，而且十分体贴年轻的队友们。每逢他生日，总喜欢邀请队员们到他家共进午餐，吃他家有名的西菜“苹果鸭”。
当时我们的军乐队，除了学校举行仪式或操演时做领先队伍奏乐外，最注重的就是每年举行的校庆纪念音乐会，有时还到协和礼堂和北京饭店公开演奏。演奏节目全部都是古典音乐，其中以序曲为最多。如前述罗西尼的《威廉退尔序曲》和《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苏佩的《轻骑兵》、《维也纳的晨，午，夜》；瓦格纳的《唐豪瑟》、《罗恩格林》；比才的《卡门》；舒贝特的Rosamund以及J.Strauss著名的华尔兹《蓝色多瑙河》和《维也纳森林的故事》等。每次排演之前，各人都要熟练乐谱，而且要由指挥排练多次，使得整个乐队可以互相契合。记得乐队之中前后有若干特别出色的人物：吹小号的李季芳，吹单簧管的黄开禄，吹长笛的张肖虎，他们都是少有的杰出者。
虽然缺乏足够的弦乐人才，但为了能进一步演奏交响乐，我们的军乐队有时要借助于邻近的燕京大学，请他们的若干弦乐人员参与合作，由古普克教授做指挥。记得我们曾共同合作演奏过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和舒伯特的《未完成的交响曲》，在城内公开演奏。当时在北京能演奏交响曲的乐队不多，所以我们颇得听众的欢迎和外界的好评。
乐队中有若干队员有其他特长的，有时也会跳出军乐队的圈子，另行组合一些“室乐”演奏。譬如1933~1934年的队长石裕泽，善于钢琴，便曾约定了几个会奏弦乐的同学，合奏演出了舒伯特的《鳟鱼五重奏》。当时乐队缺一个奏低音提琴的人，便由队员中号称“百搭”的吴宗济自告奋勇担任。整个组合演奏起来的效果，依学生业余性的标准来衡量，也还“有门有路”，可以过得去。其中第四章段小慢板的《主题变奏曲》，是由组成五重奏的五件乐器——钢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轮流主奏，其不同的音色和变奏的曲调，各有巧妙，脍炙人口。该曲创作以来，至今已将近二百年，凡是爱好音乐者，几乎尽人皆知，无人不爱，连初学钢琴的小孩子也会在琴上奏出这曲简单而美妙无比的旋律来。
以上是我在清华加入军乐队四年内所能记忆到的概况。
（作者系清华大学经济系1937届学生）
《科学时报》 (2011-04-07 A1 要闻)
周四, 07 4月 2011 18:51
【科学时报】核安全：没有标准答案，需要科学理性
编者按
3月23日，日本核电站事故发生不久，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举办了“核安全与社会协调发展”高峰学术论坛，会上，各个领域的学者专家都非常关注事态的发展，他们从各自专业角度谈及自己的思考，并表达出对中国核电发展的担忧：中国核电安全程度有几何？需要为核安全作什么准备？今天的技术能否充分保障核电站的安全？我们为核电站作了全景思考和规划吗？本报刊发其中一些发言以飨读者。
安全理念要有转变
□何祚庥（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温家宝总理不久前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我国暂停审批核电项目，很及时，我很认同；而且我认为不能把国务院的决定简单化，必须严格地从核安全、核政策、核资源、核价格等各方面进行重新评估。
我首先反对国内相关人士说的“中国比日本安全”的观点，他们仅从国内现有的技术和自然条件去论述中国核电都很安全，这没有说服力。其实日本出现事故的原因，首先因为是9级地震，又引起了大海啸。如果这一地震事件出现在中国，中国现有核安全措施能否抵御这样的事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这些人对事故引发的后果不够重视。
这是核安全理念认识不清的问题。核安全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一旦发生核泄漏，不仅仅是死亡人数的问题，而是影响多少年的问题。现在有些人拿小轿车年出8万人死亡事故和核泄漏事故去比较，认为不能因此就不发展小轿车。这完全比喻不当。因此，现在急于表态说中国核电是安全的言之过早。
一如国际上对核安全非常重视和不断改进，同样的，国内对安全的认识也是要逐步演进的。当下，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现在奉行的核电大发展的方针是否正确？核工业集团推行的理念是，每一个省至少建一个核电站，这样的思维实在很成问题。
相关部门不应当掩盖问题，而要更多地公开信息，我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资源。国内现有资料说中国的核电可以用3000年，但这一数据的根据是什么，没有更详细的公开和解释，并没有说清楚可支持多少千瓦。如果只支持一个千瓦，那可能可用上几亿年。现在公布的数据其实是故意回避，其实是想忽悠社会公众。
二是成本价格。众所周知，核电站投入很大，但现行的核工业集团的售价不算太高。原因在于没有将未来投入极大的核燃料后处理的闭式循环费用计算在内，也没有将核废物处理和填埋费用计算在内。只“象征性”地“预留”了“装点门面”的“乏燃料后处理”和“核废料嬗变和填埋”的费用，这一大笔费用实际上相当于要让子孙们去“还债”。更令人担忧的是，后处理需要多少钱，现在没有明确的数字，至少老百姓不知道。
第三是核安全问题。许多问题相关部门都没有足够重视。这是因为相关人士的安全理念存在很大问题。这次日本核事故发生后，再次提醒我们最急需转变的是安全理念。
国务院下达重新评估核电站的指令非常好，我从来不反对核发展，但是现在国内即将建多个核电站，几乎是一个省一个，我认为这是没有道理的，也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应当是按需而建，不是为营利而建。现在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大跃进式地铺摊子。
我曾说过核能源是清洁能源——尽管这一观点许多人不认同，但需要在这个观点上加一个“大大的注释”，即不会泄漏的核能源才是清洁能源，否则就是超过任何能源的污染能源。
建立一支多层次的防核泄漏专业队伍
□戴凤秀（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专家组研究员）
日本9.0级地震，关联性很强，不仅引发了海啸，而且还引发了核泄漏，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巨灾害。这次灾难确实给人类社会很大震撼，使人们认识到即便是日本这样发达的国家，在灾难面前也十分脆弱。最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我们从这次日本巨灾中，吸收和借鉴其什么经验，如何把我们的核能发展好、利用好，以及一旦遇到此类灾害如何及时应对和防范。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正面临着“高风险社会”的挑战。中国最近几年城市化进程和日本很相似，在“十二五”规划中首次提出城市群的概念。城市群意味着在少数地区聚集大量人口。人口聚集性高密度社会同时承载的风险也极大。这方面已有许多教训。不仅是日本，韩国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过很多问题。中国今后在进行规划的时候，风险意识应该越来越强。由此，我认为应该做好三件事。
第一，要重新考量，调整核能发展规划。现在我们也出现了核能热趋向。许多地区受极端利益主义的影响，追逐建核电站。核电发展应兼顾国内的地理特点，不能都建在东部沿海一带，也不能每个省都要建设。应当讲究时效，要因情、因地制宜。有的省份适合发展风电，如甘肃等省；有的省适合发展煤电，如山西、内蒙古等省区，不能一哄而上。
第二，要强化防灾，尤其是防核泄漏知识教育。提高国民的防患害意识。常怀忧患事业兴，粉饰太平患害生。这次日本遭受巨灾，经济损失极大。由于日本平时对防震灾教育到位，日本人的防范理念和心理准备较好，避免了社会混乱。
而国内在这方面很欠缺。“盐谣”，导致全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抢盐”，这是个笑话。也说明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教育。常思患事业宽，意无患祸害联。因此，必须把防灾教育摆到一定位置上，重发展利益更要注重社会性整体素质教育。一旦遇到灾害，才能做到人心不慌，社会不乱。
第三，要统一建立应急专业队伍，全面提高应对核泄漏处置能力。随着国内核电事业的发展，全国应统一组织，科学建立由各级政府应急处置力量、国防动员力量、部队与武警力量相协调的防核事故联合救灾力量。按照军地结合、国家和核企业结合、专业队伍和社会力量结合的原则，组织好、装备好、训练好防核泄漏专业队伍。
这支队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专家队伍。国家要有，各已建和在建的核电站也要有；二是专业应急队伍。每个核电站都要有一支适量的防核泄漏队伍，做到装备要配套，训练要有素，一旦发生核泄漏，要用得上，过得硬；三是国防动员系统应急处置专业队伍。在核电站相邻区域，都要建立一支国防动员专业队伍；四是部队防化专业力量。根据核电发展规划，军队应统一组织一些防化部（分）队进行专题训练，配好装备，统一调用，对口联防；五是社会力量。社会各方面的防灾救援力量要统一调整，统一使用，一旦发生核泄漏事件，协调联动，合力应对。只有把各方面的力量都调度好了，才能科学应对，防患灾于未然。
核安全问题，公众立场尤为重要
□杨舰（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
日本福岛的核电站事故，让我们想到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今天的技术能否充分保障核电站的安全；二是技术上谈论的安全性是否等于现实中的安全性。
日本福岛核辐射的发生是因为今天日本核电站安全保障的技术水平不行吗？日本福岛核电站在安全保障方面诉诸了日本当今最先进、最完备的技术手段了吗？显然都不是的。
美国三里岛核事故的发生不是技术设备的问题，而是操作问题。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也有同样性质的问题。
有专家提到了中国核电事业的发展是否应由核电集团主导，也就是说由企业主导的问题。日本这次核事故的发生，日本国内的学者们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长期以来，日本核电事业的发展由企业主导的性质也是很浓的。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企业在落实安全保障的问题上，是否会不计成本地开发和使用最好的技术？谁都关心安全，但在对待安全问题的态度上，企业和公众显然是不一样的。
这次日本的核事故发生后，一开始仍然是东京电力方面出面应对。但事态的发展很快证明那是行不通的。于是政府出面，把权力接管过来。当然政府也聘请了专家，但据说有些专家长期以来一直就是东京电力的代言人。于是有了解情况的日本学者提出，让这样的人出面来代表公众的利益，我们不信任。
这次福岛核事故发生后，一个叫做“日本科学者会议”的科学家组织很快就站出来发表声明，指出尽管目前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一同成立了事故处理的对策本部，但东京电力方面刻意隐瞒事实的情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善。
他们要求政府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依靠专家（而不是少数企业的代言人），首先需要做的是迅速、毫无保留地向专家们公开反映事故现状的原始数据。他们要求政府更好地借鉴三里岛事故的经验教训，更加科学地组织好事故处理和居民避难的问题。
他们还要求政府在此次事件结束后，从原子能政策、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对目前原子能开发和利用中的企业主导所带来的核安全问题进行彻底反思。不能只是站在企业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涉及到核安全问题，公众立场尤为重要。
核电有优势，但不能大跃进式发展
□周明胜（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
我是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86级的，专业是核燃料循环与材料。因为跟与核相关的几个集团有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交流，对核能领域了解得比较多。
从我了解的情况看，目前我国核电建设的快速发展主要是因为能源的需求和节能减排的压力。核电有一个特点，就是高投入高产出，前期建设成本比较高。如果一个100万千瓦的核电发电机组要投入110亿元左右，那么有一半左右就是用在安全的费用上的。建成发电以后，核电的燃料元件费用只占总收入的13%到15%，而煤电达到50%左右。
现在核电发展较快还与太阳能发电、风电不稳定有关，这两种能源很清洁、很好，但整个社会的用电量对稳定性要求非常高。比如，2009年甘肃省曾经到清华去探讨合作，以求解决他们风电的稳定性问题。他们现在大力发展风电，但风稳定性很差，时大时小，如何解决电网的稳定性是很重要的问题。
从国家长远来看，我认为核电行业应该稳步发展，不能大跃进。安全是第一位的，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才能良性循环，整个社会才能进步。
目前，我国民众的科学素养跟日本比，确实还有明显的差距。我们系两个博士生前些天从日本仙台回来，系主任很重视，专门和他们聊了聊，才知道他们所在的日本大学的教授已经正常搞科研了，基本恢复常态。所以，对民众进行科普，提高科学素养是很有必要的。
人类需要枕着一个“炸弹”睡觉吗
□田松（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副教授）
关于核电的成本问题，我认为不可少算的一项是核垃圾，其处理的成本，是一个确定的数还是一个不确定的数？有些核垃圾要放很长时间，甚至长达1万年。如果要租一块地放核垃圾，放10年的租金可以算出来，放50年的租金也可以勉强算出来，放100年就不好说了，要放1万年这是多大的一笔钱。如果把这个考虑进去，核电未必是赚钱的买卖，是得不偿失的。
而且核电的风险性显而易见是很大的。由于操作不当它会产生问题，甚至泄漏。即使操作得很好，运行得很好，遇到天灾也会产生问题。我还有一个假设，即使没有天灾，也操作得当，运行得非常好，运行1000年，那它还有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垃圾的问题，其垃圾会不断地产出，要永远地放在那儿，这就相当于在地球上放了一个毒瘤。
另外，它要释放热量，就相当于我们在地球上凭空多放了一个太阳，肯定会对我们的生态造成影响。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们家乡建的核电站，只是把海水的温度提高了4度。似乎说影响不大，这怎么会没有影响呢？
国内现在运营的核电站是7座，正在建的是11座，筹建的25座。分布在大江南北。这件事让我不可理解，为什么要发展核电，发展核电做什么？最直接的回答是因为我们要用电，要发展。可到底是什么样的动因迫使我们一定要用核电去发电？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枕着一个“炸弹”睡觉，甚至是把这个“炸弹”放在火炉边上烤着睡觉？
从我的专业角度，我是这样考虑这一事态的发生及发展的：我们现在仍然在很多时候保持着对以往的科学共同体的认识，即认为科学共同体是一个知识共同体，它的任务就是生产知识，也常常认为科学共同体是一个道德共同体。它不仅仅生产知识，而且拥有很高尚的情怀，很伟大的道德，它要为人民造福，为人民谋利益。
但是我们忽略了一点，科学共同体在当下这个时代首先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它首先要维护自己的生存。所以，假设核电专家关于核电要打一个评估报告，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说这个核电如何必要、如何安全、如何清洁；另一个是论证这个核电如何不安全，如何不清洁，如何有危险，不应该发展核电。这两个报告导致他们自己两种不同的结果，一个是成为整个经济的中心，因为国家大力发展核电，他个人的地位很快大幅度提升，而另外一个报告会导致报告者被边缘化。
如果科学家只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凡人，他会打哪一个报告呢？同样的参数放在面前，他要朝哪个方向建构呢？这是科学知识社会学要研究的问题。这时就要考虑了，所谓发展到底是谁的？真的是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发展、人类的发展吗？我认为在这种时候，常常是科学共同体自身的利益在起作用。
核电发展不会停止，只是速度问题
□张凭（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高级工程师）
我是学核物理的，毕业后搞了二十多年的核反应堆研究设计。
首先，核电是否安全？我可能也有偏见，我认为对微观世界（10的负13次方厘米尺度以下的原子核结构和核能）的认识，是人类物质文明一个很优秀的成果。这落实到经济发展、和平利用上，就是大规模核电站建成。应当说核能源是可靠的经济的能源，它的安全性比起我们一般生活的很多方面的安全性都要高。
大家担心核电站安全性就是因为放射性物质的泄漏。但是，这应该不影响我们发展核电。我认为核能毕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能源。
说起来，水电站也是相当不安全的，三峡大坝要是来一个9级地震，那几百米水头，比海啸不知道要厉害多少倍。那为什么不考虑这个呢？现代高楼大厦似乎没有人质疑它的安全性，但它能应对非常的地震或洪水吗？核电站安全设计比水泥大坝和现代高楼的保险系数要大很多。我的意思是，不要用不应该使用的标准去要求和非难“原子能反应堆”这个很精致的现代科学成果；不然，所有的楼房都是不安全的——“9·11”的事故双子座经不起，哪个建筑物都经不起。
大家要有一个认识：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造就了现代核科学和核技术，我们要宣传“整个科学共同体是人类的代言人”；不然我们就没有标准，也没有了权威。
第二，福岛事故对日本是坏事，从发展来看，对我们可能还是好事。
国内已经有秦山、大亚湾、田湾核电站在运行，国家目前在批在建的反应堆里有3000多万千瓦，将近4000瓦的核电站可能在未来若干年建成。有十几个省打算建核电站。福岛事故的经验和教训会对我们核电业界有现实的益处，可以让国内的技术人员设计更加细心，考虑问题更全面；可以让国家领导人和相关部门知道，一旦这个事情发生了，该怎么应对。
核电确实有很多优点。虽然现在国家暂停审批核电站，但发展核电这件事是不可阻挡的，只是速度快慢而已。有人说以后不建核电站了，就只搞风能、太阳能，这是不可能的。
这次福岛核电站事故引发我国的抢碘盐风潮很值得总结。从抢购行为看，中国需要提高大众的科学素养。但科学普及是政府的事——这要求各级公务员要比民众有更高的科学素养，要做到“自己不抢盐，并且明白为什么不该抢”，这应该是一个合格公务员科学素养的底线。
还有，媒体在人类遇到灾难时应该做什么，在福岛事故后也该总结。
《科学时报》 (2011-04-07 A2 观察 评论)
周四, 07 4月 2011 18:48
张弥曼院士：荣誉属于中国古生物学界
有一条远古时代的鱼，以她的名字命名
有一本全球古生物论文合集，以她的名义出版
最近她刚刚当选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也是我国科学家第一次获得这项荣誉
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项荣誉并不属于我个人……”
见到新当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张弥曼时，祝贺的话刚刚出口，张弥曼的脸上就掠过了一丝“惶恐”。
熟悉她的同行、学生，甚至记者，都知道她为人低调、不喜欢被采访。几年前，尽管她接受了英国《自然》杂志的采访，但从戴尔顿的文章中还是可以看出，采访进行得颇为“艰难”，他的文章中明确写道：“在采访过程中，当问及她的成就时，她总是避而不谈。”
因此，这次采访并未预约，凭着多年在所里走动，常常碰面并互致问候的老关系，记者抱着碰运气的心态，直接敲门而入。
张弥曼的一番话解释了她脸上的“惶恐”。她说：“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的心情真是很复杂，主要是觉得压力很大，我觉得我真是配不上这个荣誉。很多同行、学生都比我优秀，荣誉应该属于他们。”
中科院南京古生物所的周志炎，就是张弥曼心目中“做得比我好”的同行之一，几天前他也曾致电表示祝贺，了解到张弥曼的感受后，他安慰她说：“你就当自己是代表中国古生物学界，接受这个荣誉。”
于是，张弥曼对《科学时报》记者说：“我接受了这个说法，把这个荣誉当成是给中国古生物学界的共同荣誉。”
画鬼易，画人难
尽管不愿意谈自己，但谈起工作来，张弥曼还是颇有兴趣。10多年前，她将自己作了很长时间的泥盆纪鱼类研究，交到了年轻人朱敏手上，自己则转向了新生代鱼类的研究。
七八年前，时已年近70岁的张弥曼，亲自参与了青海野外考察和挖掘。
尽管对放手了的泥盆纪依然“很是眼馋”，但说起新开辟的新生代，张弥曼同样满怀热情。
张弥曼说：“从新近纪起，青藏高原开始隆升，对全球变化产生了很大影响。从古生物领域看，哺乳类动物研究在认识青藏高原隆升方面，占有重要地位。而鱼类则有它独特的地方。”
哺乳动物可以大范围迁移，鱼类的迁移则更多地受到水域的限制。哺乳动物反映的是陆地的变迁，鱼类则折射了水域之间的关系。从鱼类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湖、河之间相通与隔离的关系变化。
青藏高原不仅仅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高地，从这里流淌下来的水资源，也润泽了亚洲的广阔地区。南亚、东南亚的大多数河流，都发源于青藏高原。
几年前，张弥曼和她的同行发现了一种长着超常粗大骨骼的鱼——伍氏献文鱼。它来自青藏高原北部。在柴达木盆地的干旱化进程中，它很可能是当地“苦苦支撑到最后的鱼”。它粗大的骨骼是在三四百万年间，喝着高盐高钙的“石灰水”而形成的。它的出现，见证了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相撞、青藏高原隆升以及由来已久的干旱化进程。
“画鬼易，画人难”，张弥曼以一个形象的比喻，解释她在新生代鱼类研究中“如履薄冰”的心情。
“由于新生代年代比较近，大家都觉得不稀奇，因此写出的文章很难在影响较大的杂志上发表。也由于年代近，与现生鱼类会有更多相似之处，因此得出的结论，也更容易受现生鱼类专家的质疑，或者印证。必须格外谨慎、小心地对待研究过程与结论。”张弥曼说。
一条让人感动的鱼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回国后，从张弥曼手中接过泥盆纪鱼类研究的朱敏，2009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他的成果——梦幻鬼鱼。
梦幻鬼鱼，一个很别致的名字，当年朱敏曾解释过这个名字的由来。这是一条在进化中处于过渡环节的鱼，古生物学家梦寐以求、寻找多年。很久以来，它存在于古鱼类专家的脑海中，他们在想象中反复勾勒它的形象。终于，这条鱼被朱敏的团队在更久远的志留纪地层中找到了。
这条鱼解释了为什么张弥曼对泥盆纪的鱼类难以割舍。
朱敏说：“有颌类的起源、鱼类登陆，都是脊椎动物演化上的大环节，重要的化石材料一直没有露面，因此，在这个领域很有可能因为一件标本的出现，打破旧有框架，这是很让研究者感到振奋的。”
显然，这是一个更令人期待的领域，有很多“热点”科学问题，在国际上有很高的显示度，也更有机会在《自然》、《科学》这样的国际顶级杂志上发表文章。
朱敏认为，张弥曼现在关注的重点很基础也很传统，包括亲手作不少现生鱼类的比较解剖学研究。这些重要的积累性工作着眼的是未来。
张弥曼的“割爱”之举，在时下的学界并不常见，朱敏心怀感激。记者在采访中接触了四五位张弥曼的后辈学者，在他们心中，总有那么一两件与张弥曼相关的事情甚或只言片语，令他们感激、难忘。
中科院古脊椎所所长、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周忠和，并不是张弥曼的学生。而当年他无论是从古鱼类艰难转行到古鸟类还是去美国留学的阶段，张弥曼都给予他热情的帮助和支持。
周忠和说，1992年，张老师帮他联系参加了一个有全额资助的国际会议，她要看看他写的英文摘要。看完后她仔细询问摘要是不是他自己写的，有没有人帮他修改过，并主动提出如果他想出国留学，她可以写推荐信。这在当时对周忠和确实是个不小的鼓励，因为他早听说她不是对谁都答应写推荐信的。
“1999年，我在美国即将博士毕业，想回国工作，当时我不符合‘百人计划’的条件。在这件事上，张老师帮我和有关部门解释、沟通，最终我破格入选‘百人计划’。”周忠和回忆说。
爱惜人才，就会“不拘一格降人才”。张弥曼的大弟子于小波，在“文革”中没有机会上大学。张弥曼“破格”将他收在门下，最终使他有机会取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
“男儿有泪不轻弹”，而20年前，张弥曼的一封信，使正在美国学习的苗德岁流下了眼泪。上世纪80年代后期，国内一片“人才外流“的忧虑，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的苗德岁给张弥曼写信，希望延长留学时间，在芝加哥继续做博士后。
在当时的背景下，有人认为，苗德岁的请求不会被批准。而张弥曼的回复出乎他们意料。
苗德岁说：“真正让我感动的，不是张老师的批准，而是信里的话。”
张弥曼在信里写道：我们期待着你将来学成回所工作。如果由于家庭和事业发展等方面的因素，最终你决定不回来，我也希望你能记住我们这个研究所，就像我们会永远记住你一样。
“当时我惊呆了，我第一次感动地流下了眼泪。也是因为这几句话，20年来，我一直把自己当做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一员。”苗德岁说。
2006年，在张弥曼70岁生日之际，朱敏将一项鱼类起源方面的重要发现，献给了自己的老师，这就是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晨晓弥曼鱼。
一位有“争议”的淑女
张弥曼语音平缓、轻柔，笑容纯净、亲和。《自然》杂志主编在描述她时，称她为“中国淑女”。对这种描述，熟悉她的人却并非人人赞同。在她温和的眼睛里，蕴含着几分刚强和理性。即便是记者，也能得出这样的看法，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淑女。
在瑞典留学期间，她给同行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沃德林认为，不说过头话的作风，使张弥曼的数据资料更可信。她不会越出证据说话，从不夸张。因此，当她说什么的时候，你就信。
这种看法与周忠和不谋而合。
周忠和说，她从不乱说话，但关键时候，她敢说话，因此她的话很有威信。
《自然》杂志的记者没能从张弥曼口中得到更多信息，但从周围人那里，找到了他需要的。
戴尔顿表示，虽然同行们经常谈论张弥曼为人温和、热情的一面，可大家都承认她也有“铁血”和坚强的一面。
上世纪50年代末期，张弥曼到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危险地区，为野外实习打前站。当时，那里敌视外来人，旅馆也不接待外国人。了解这段经历的北京大学古生物学家高克勤说，为了要个房间，她坚持跟人家理论，并拍着衣兜说，“我有钱，我有钱！”她的坚定与无所畏惧，使她最终得到了那个房间。
张弥曼重视写作，在周忠和还是学生的时候，她曾主动借给他几本鲁迅的著作，叮嘱他打好写作功底。
张弥曼自己也喜欢写作，记者读过她的几篇“闲文”，写故乡、写抗战时期逃难经历、写大学生活。她的文章清秀、生动，读起来颇感愉悦。
在《逃难》中，她对自己有一个评价：我已经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虽然实践上还差得很远……
瑞典皇家科学院成立于1739年，是瑞典最高学术机关和最大的科学中心，在世界上与英国皇家学会、法兰西科学院和前苏联科学院齐名。
该学院目前包括大约420名瑞典院士、175名外籍院士。
从建院起，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一直是终身制。到20世纪70年代初，瑞典皇家科学院进行了改革，新的改革措施规定，老院士一过65岁，即可增补一名新院士，老院士依然可以保留院士身份。
《科学时报》 (2011-04-07 A1 要闻)
周三, 06 4月 2011 15:21
男女之间颅面特征差异逐渐变小
当现实生活中出现男人女性化和女人男性化的现象时，人们或许会感到不习惯。但美国一项最新研究成果显示，近几百年来，至少在颅面特征上两性的差异已变得越来越不明显。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研究人员对两组人类头盖骨进行了对比分析，其中包括200具来自西班牙的人类头盖骨。这些头盖骨一部分是由一位医生在19世纪收集，另一部分则是从一个16世纪至17世纪的古墓出土。此外，研究人员还研究了50具来自20世纪葡萄牙的人类头盖骨。
研究人员发现，现代男女的颅面特征差异比起16世纪时更小。换句话说，男女的颅面特征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相像。在这一过程中，女性颅面特征的变化更为明显。例如，现代西班牙女性的脸部结构要大于16世纪同一地区女性的脸部结构。这一变化可能是由于现代人营养更丰富，或可能由环境因素造成。
通过对比，研究人员还发现，西班牙与葡萄牙人群在两性颅面特征差异的变化上非常相似。这表明，通过分析头盖骨结构来区别西班牙人骸骨性别的方法对其他地区人种的遗骸也同样适用。
主导这个研究项目的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人类学副教授安·罗斯说，增进人们对不同地区人类颅面结构的认识，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更多有关骸骨的知识，甚至帮助人们根据骸骨辨认死者的性别，这在犯罪调查或学术研究方面都很重要。
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学术期刊《国际法医学》上。（来源：新华网 高原）
更多阅读
周三, 06 4月 2011 15:09
复旦大学在国内率先推出“网络公开课”
“国内知名大学的网络公开课登场啦！”2011年4月份开始，当人们点击网易视频的“公开课”内容，就可以观看和聆听到来自复旦大学的讲座内容。
来自哈佛、耶鲁、牛津、斯坦佛、普林斯顿等国外名校的网络公开课已风靡全国，如今，复旦大学网络公开课的推出令人眼前一亮。在与世界一流大学、全球知名学者教授同“网”亮相中，国产网络公开课的魅力几何？
讲座视频上网，“课堂”突破时空
首位走上复旦大学网络公开课讲坛的是台湾中研院副院长、著名历史学者王汎森教授。他对中国思想史、学术史及史学史都颇有研究。作为复旦大学“人文振兴计划”延请的光华杰出人文学者之一，他的系列讲座题目《执拗的低音》共分四讲，内容为对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
为何网络公开课要从讲座开始？校方表示，在复旦大学的教育理念中，讲座是大学最重要的学术和文化活动之一，内容精炼、选题前沿，也利于教授与学生之间的观点交锋。
记者从复旦大学的主页和论坛上发现，学校平均每年都有超过2000场各类讲座，资源非常丰富。“过去5年来，我们积累了大约500场讲座视频，下一步计划从中选择一部分陆续公开上网，让更多好学的社会人士分享。”复旦大学宣传部副部长方明说。
“过去是边走边听音乐，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乘车时、工作间歇中会拿出手机，看下载的网课视频。”在一家电子公司担任副总的马俊告诉记者，他印象最深的是耶鲁大学的《哲学-死亡》网络课程，“太精彩了，当雪莱·卡根教授盘腿娓娓道来的时候，我完全被大师的精神世界所牵引、所折服。”马俊曾经在职攻读复旦大学硕士，“现代大学不应该有高墙，除了讲座外，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内高校课程触网。”
网络公开课受网友“力挺”
记者发现，在复旦大学网络公开课的页面上，不仅有讲座的梗概、现场视频与照片，还有很多网友“力挺”的跟帖。有些网友看到精彩的讲座预告，更是发出了要早起排队等“沙发”(表示占领先机的网络潮词)的号召。记者数了数，王汎森教授系列讲座的四讲内容上网仅四五天，就吸引了网友45条“微博”留言与67条跟帖。
网友“华老夫子”说：“王汎森教授给我们的启发很大。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对历史，对很多看法都受自己主观的和现有知识的影响，没有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其实，很多事情是要追本溯源的。”
网友“沉默的大多数”说：“中国太需要这种开拓思维的课了！通过网络视频，我们得以分享大师的思考、学识和智慧。他们就像一个个太阳，让我们不停地吸取能量……”
更多的网友则希望这样的网络公开课多多益善。如网友普渡说：“希望这样的讲座在网上多一些，可以让博友们看见，多听听学学，必有收获。”
还有不少网友对国内的网络公开课提出了发展建议。网友“i达人”说：“希望高深的人可以把学问讲得深入浅出一点，再生动一点，让更多的人可以听懂。另外，我看到网易视频上还有国外知名大学，如哈佛、牛津、耶鲁的近百门网络课程，非常精彩。国内的公开课必须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课程体系才能在网络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啊。”
让名校公开课走得更远更好
“虽然现在网络公开课受到越来越多白领等各界人士的欢迎，但是国内网课真正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我国多年前就提出高校建设精品课程，并上网向社会公开，但是上网的情况、利用的情况不尽如人意，有的是死链接，有的长时间无更新，普遍影响很局限，远不及如今的国外名校公开课，由此可见，如何促进高校资源社会共享、将网络课程真正建设好还需要多方努力。
熊丙奇表示：网络课程的真正风靡，也需要学习目的转化，当越来越多的人不是为了学分、为了功利而学，而是为了开拓眼界、增长知识而学的时候，网络课程才会拥有越来越强的生命力。
“长期以来，我们教师的使命就是为了灌输知识，至于如何让学生享受到学习的乐趣，讲课是否有幽默感、有感染力，能否引起深思、改善学生的心知模式则甚少考虑。为了应对网络时代、全球化的挑战，我们有必要在教师的考核、培养和自我目标设定上进行改革探索。”全国人大代表、东华大学严诚忠教授表示，除了上课风格、语言表达外，我们的高校还需要以更开放的姿态开发精品课程向社会公开，这些课程必须代表学科特色，并突破传统经典范畴，更广泛、更具时代性，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引领社会文化的大学使命。
周三, 06 4月 2011 12:51
解密档案揭二战德国阴谋 纳粹曾派特工袭击美国
一份4日解密的英国档案揭示一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特工袭击美国本土阴谋。这次行动历经醉酒误事、潜艇搁浅和负责人叛变等事件，以全军覆没告终。
英国国家档案馆4日公开英国安全局、即军情五处反间谍部门负责人维克托·罗思柴尔德1943年完成的一份报告。报告显示，纳粹德国1942年6月派遣8名特工乘潜艇潜入美国，执行破坏任务。
但这支破坏小组从离开德国的训练营后就“霉运”不断，整个行动如同闹剧。
报告写道，他们前往巴黎，在一家酒店的酒吧，一名组员喝得醉醺醺，“告诉所有人，他是特工”。“这也许是导致行动失败的因素之一。”
8名特工4人一组，分别乘潜艇从纽约长岛和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南部登陆。
前往长岛的潜艇在一处沙洲搁浅。特工们登陆后，在沙滩掩埋装备时，被一名美国海岸警卫队队员发现。不过，他们花300美元成功“买路”。
另外4人顺利登陆。不过，他们身着游泳裤，头戴德国军帽，颇为惹眼。
特工好不容易进入美国，组长乔治·约翰·达施却决定投降。他从酒店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告知对方自己是特工，要求与局长约翰·埃德加·胡佛会面。
联邦调查局起初将信将疑，最终确信达施的话。全体特工落网，被判死刑。美方处死6人，战后把达施和另一名投降特工遣返德国。(惠晓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