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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美国总统发表的国情咨文中4次提到中国,对中国的教育、太阳能和计算机技术,高速铁路和基础设施以及中美合作大加赞赏。关于中国的教育成就,美国总统认为“比如中国和印度,已经意识到,只有通过变革才能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因此,他们开始尽早着手对孩子进行教育,并延长教育时间,更注重数学和科学”。这番表述让教育工作者怦然心动。
在教育发展史上,中国的教育的确曾经引领过世界潮流。但是,如果把当今中国的教育当做学习的榜样,那么,似乎是在刻意营造教育的乌托邦。
中国当前的教育是一种“延长教育时间”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所产生的负面效果,早已被中国的学术界所诟病。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是典型的填鸭式教育。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提高想象力,而是为了扼杀想象力。中小学考试题目及其标准答案,无不在向世人展示这样一个道理——凡是不具有想象力但学习刻苦的学生,一定是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凡是具有想象力并喜欢奇思妙想的学生,一定是学习成绩很差的学生。
或许是美国的中小学教育过于轻松,以至于美国总统把中国这种死记硬背的教育模式,看作是美国教育的楷模。这真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误会。遍布中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培训班、补习班、培优班、奥林匹克班,不断地“延长教育时间”。可是这样做,是以牺牲学生的课外活动和想象力为代价的。在这样的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肯定是缺乏想象力的学生。
假如因为美国总统的羡慕,而放松了中国中小学教育改革,那么,不仅会彻底摧毁中国的中小学教育,而且有可能会摧残中小学生身体。所以,对于美国总统的赞美,中国教育当局应当保持高度警惕,不要因此固步自封,更不能变本加厉、继续加重中小学生负担。
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管理体制。教育主管部门不是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平原则分配教育经费,也不是按照分类管理的原则鼓励高等院校发展特色学科,而是采用一刀切的方式,鼓励全国高等院校争先恐后地申报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凡是申报成为国家一级学科的,就可以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资助;没有获得国家一级重点学科资格的,自然得不到相应资助。这样的管理模式使得各个高等院校放弃长期性的科研项目,转而追求“短平快”,以此来满足申报国家一级重点学科的需要。少数高等院校为了完成教育主管部门设定的指标,还千方百计地“合纵连横”,把国外一些同行或者国内兄弟院校的教师拉拢过来,拼凑所谓的科研团队,争取所谓的国家一级重点学科。
这种揠苗助长的做法,使得中国的高等院校失去了起码的创新能力。在教育主管部门设定的考核标准之下,几乎所有高等院校都放弃了高风险的基础学科研究项目,转而寻找实用、能够立竿见影的研究项目。
和中国的高等院校相比,印度的高等院校教学设施落后,但是,基础科学实验工作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印度普通高等院校可以积累长达数十年的天文观测数据,可以在一些基础性科学问题上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正是这种水滴石穿、集腋成裘的科学研究工作,使得印度高等院校的创新能力远远高于中国。假如因为美国总统的溢美之词而沾沾自喜、忽视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那么,中国的高等教育将会继续沉沦。
美国总统的国情咨文虽然多次提到中国,并且愿意放下身段学习中国,但这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个好事情。中国人应该了解自身存在的问题,见贤思齐,奋起直追,决不能因为美国总统的赞赏而固步自封。或许,美国总统对中国教育的评价是另有所图,但不管怎样,要想搞好中国的教育,还要依靠我们自己。如果碍于面子,强颜欢笑,或者满足虚荣、不思进取,那么,中国的教育仍然会落后于世界。
部分学者不以为然,认为中国在太阳能技术、高速铁路等方面傲视群雄,说明中国的教育科研机制非常成功。这是典型的以偏概全。中国特殊的资源配置机制,使得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中国的教育科研水平从整体上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更不能说明中国的教育体制具有先进性。中国人应该有忧患意识,应该看到中国教育领域存在的不足,从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新力着手,积极借鉴其他国家有益的经验,彻底改造中国的教育。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
《科学时报》 (2011-2-18 A1 要闻)
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月17日对武汉大学原常务副校长(正厅级)陈昭方受贿案、中共武汉大学党委原常务副书记(正厅级)龙小乐受贿案一审宣判。以受贿罪分别判处陈昭方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5万元;龙小乐有期徒刑10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0年至2009年,被告人陈昭方利用其担任武汉大学副校长、常务副校长的职务便利,为武汉弘博集团与武汉大学联合修建弘博学生公寓、参与筹建武汉大学东湖分校等提供帮助,收受该集团董事长巴某某贿赂的人民币115万元、美元1万元;为中天集团在武汉大学承接工程提供帮助,收受该集团武汉分公司经理陈某某贿赂的人民币5万元和美元6000元;为武汉大学后勤保障部、武汉大学出版社、武汉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在申请工作经费、解决拖欠款项等方面提供帮助,多次收受上述单位负责人贿赂的人民币共计11.9万元;帮助涂某某朋友之女录取为武汉大学研究生,收受涂某某贿赂的人民币3万元。
2000年至2003年,被告人龙小乐在担任武汉大学副校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弘博集团与武汉大学联合修建弘博学生公寓及施工过程中谋取利益,收受巴某某贿赂的人民币41万元;为中天集团在武汉大学承接工程提供帮助,收受陈某某贿赂的人民币20万元。
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昭方、龙小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分别利用担任武汉大学副校长、常务副校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其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张弥曼,新近当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张弥曼院士系浙江嵊县(今嵊州)人,我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和系统动物学家。她于1960年毕业于前苏联莫斯科大学地质系,并先后于1965年至1966年及1980年至1982年在瑞典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学习,1982年获斯德哥尔摩大学博士学位。1983年至1990年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2年至1996年担任国际古生物协会主席,1993年至1997年任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1995年被选为伦敦林奈学会外籍会员,1997年被选为北美古脊椎动物学会荣誉会员。她曾先后获得过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此外,张弥曼还先后担任中科院学部科学道德委员会以及科技部科研道德委员会的委员。
她长期从事脊椎动物比较形态学、古鱼类学、中-新生代地层、古地理学、古生态学及生物进化论的研究。她对泥盆纪总鳍鱼类、肺鱼类和陆生脊椎动物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质疑了传统学说,受到国际同行们的重视。她对中-新生代含油地层鱼化石的研究,揭示了这一地质时期东亚鱼类区系演替规律,为探讨东亚真骨鱼类的起源、演化和古今动物地理学提供了化石证据,并据此提出了对中国东部油田的有关地层时代及沉积环境的独特见解,在学术上和生产实践上均颇有价值。近年来,她又致力于青藏高原新生代中、晚期鱼类化石的研究,给青藏高原的隆起及其古气候和古环境的研究以重要的启迪。
瑞典皇家科学院成立于1739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科学院之一。其院士一般包括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社会与人文科学等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同时也包括对科学做出突出服务贡献的人士。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院士们在国际上也享有极高的声誉。该学院目前包括大约420名瑞典院士和175名外籍院士。瑞典皇家科学每年负责评选诺贝尔物理、化学、经济三个领域的获奖者,还负责评选其他一些重要的国际性大奖。
张弥曼院士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为数不多的中国科学家之一,2006年,英国《自然》杂志刊载了报道她的文章:《她迷上了化石》。该文作者在文中总结了张弥曼的两个突出特点:对学生和年轻同事的无私帮助和提携;治学严谨,有八分证据只说七分话。2010年,张弥曼的国外同行们,为了表彰她在古鱼类研究上的突出贡献,编辑了《鱼类化石的形态、系统发育和古地理分布:张弥曼贺献专集》一书,由德国慕尼黑法伊尔出版社出版发行。《自然》杂志资深科学编辑纪恒瑞(Henry Gee) 博士在“前言”中指出:“那些最受尊敬和仰慕的科学家们,往往是慈祥和蔼、深藏若虚的……张弥曼即是其中之一,我(学生时代)的印象是,她是一位和善的淑女,跟我们一起参加学术会议的野外考察,总是饶有兴趣地倾听我们一派学生腔的叽叽喳喳,而她自己却不显山不露水。她是那么地谦虚低调,我当时压根儿就不知道她的盛名或她的人生和职业经历。她只不过是又一位古生物学家,对像我这样的年轻学子给予温情地鼓励”。
近日,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催化基础国家重点实验室理论催化研究组与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研究人员合作,在碳与过渡金属相互作用研究方面取得进展,相关结果发表在最近一期的《纳米快报》上(Nano Letter, 2011, 11 (2), pp 424–430,DOI: 10.1021/nl103053t)。
深入研究碳与过渡金属催化剂的相互作用,对于理解合成气转化、烷烃活化、以及水煤气变化等催化反应过程中的积碳产生,抑制催化剂失活,提高催化剂的稳定性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此研究对于理解石墨烯在金属表面的生长机理极具参考价值。石墨烯作为一种新型的二维碳材料,在高性能纳米电子器件、复合材料、场发射、气体传感器及能量存储等领域具有非常重要的应用前景。
李微雪研究员及其博士生马秀芳同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R. Schaub课题组利用密度泛函理论计算和隧道扫描电镜实验相结合,通过乙烯在Rh(111)表面上吸附、程序升温裂解,深入研究了Rh(111)表面上石墨烯成核过程和生长机理。理论计算结果表明,成核难易程度及其前驱体大小,由碳碳成键、碳和金属成键的竞争相对强弱来决定。在此基础上,通过理论和实验的合作,研究人员精确确定出在Rh(111)表面上,石墨烯成核的前驱体为由七个六圆环、共计24个碳原子的团簇组成;成核前驱体形成后,碳团簇进一步通过SmoluchowskiRipening机理生长为完整的石墨烯。
由于碳与金属相互作用的强弱程度会随着金属催化剂以及表面取向的不同而不同,该研究结果意味着可以通过改变催化剂的组分及结构,来影响催化剂表面积碳成核的难易程度,控制前驱体尺寸的大小,从而有助于提高催化剂的抗积碳、抑制失活的能力。
该研究结果对如何进一步提高大规模制备高质量的石墨烯也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来源':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更多阅读 《纳米快报》发表论文摘要(英文)

日本宇航员若田光一(资料图片/来源:中新网)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月17日宣布,现年47岁的日本宇航员若田光一将成为首位担任国际空间站站长的日本人。若田光一将从2013年年底开始在国际空间站逗留6个月,并在最后两个月时间里担任站长。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说,这将是若田光一第四次前往太空,也是他第二次在国际空间站长期逗留。届时,他将搭乘俄罗斯“联盟”号载人飞船前往国际空间站。在国际空间站的最初4个月,若田光一将作为工程师,利用包括日本“希望”号实验舱在内的设施开展科学实验;在最后两个月,他将担任站长。
国际空间站站长负责确保空间站内全体人员安全以及切实完成太空实验等各项任务。为此,若田光一将从今年3月正式开始相关训练。他表示:“我深感责任重大,为了取得最大成果,我将竭尽全力为太空飞行做好准备和训练。”
2009年3月,若田光一乘坐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抵达国际空间站,并成为第一个在国际空间站长期逗留的日本人。此后,日本宇航员野口聪一也实现了在国际空间站的长期逗留。自今年5月开始的6个月时间里,另一名日本宇航员古川聪将乘坐“联盟”号飞船前往国际空间站长期逗留。
来自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生科院,杜克大学等处的研究人员首次报道了脑神经元能同时释放谷氨酸和乙酰胆碱两种经典神经递质,并通过不同传输方式激活突触后神经细胞。这一研究成果公布在《神经元》(Neuron)杂志封面上。
文章的通讯作者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罗敏敏研究员,罗敏敏研究员长期以来都从事嗅觉神经系统方面的研究,早在2007年,就首次证实小鼠可通过一类特殊的嗅觉神经元感受接近于空气中浓度的二氧化碳,当年该研究成果登上了Science杂志。
乙酰胆碱是神经系统中一种重要的神经递质,而内侧缰核到脚间核的投射则是脑中主要的胆碱能通路之一。在这篇文章中,研究人员利用在胆碱能神经元上特异性表达光控通道ChannelRhodopsin-2的转基因小鼠来研究脚间核中乙酰胆碱传递的生理特性,这首次报道了脑神经元能同时释放谷氨酸和乙酰胆碱两种经典神经递质,并通过不同传输方式激活突触后神经细胞。
这一品系小鼠脑切片的胆碱能神经末梢能被光激活,并可引起突触后神经元的反应。通过光遗传学特异性地激活胆碱能神经轴突末梢,并利用膜片钳技术记录脚间核突出后神经元的电生理活动,研究者发现内侧缰核那些曾经被认为是胆碱能的神经元同时可以释放谷氨酸和乙酰胆碱两种经典的神经递质,而这两种神经递质引起的突出后神经元反应是不同的。短促的光刺激可以引起由离子型谷氨酸受体介导的快速的突触后兴奋性电流,这说明是谷氨酸是通过快速的连线传递方式(wired transmission)起作用的。高频持续的光刺激可以引起由尼古丁型乙酰胆碱受体介导的缓慢的突触后兴奋性电流,这说明是乙酰胆碱是通过缓慢的容积传递方式(volume transmission)起作用的。该报道首次从电生理角度证实成年胆碱能神经元能够同时释放谷氨酸和乙酰胆碱两种神经递质,并为乙酰胆碱作用的容积传递假说提供了有力证据。
去年罗敏敏研究组也在《神经元》(Neuron)杂志上发文首次直接比较了嗅感觉神经元与其对应的嗅球投射神经元对气味信息的表征方式,探讨了嗅球的信号处理机制。
研究小组通过在定点基因转入的小鼠中进行电生理记录和双光子成像,首次比较了和同一受体(I7)相对应的嗅感觉神经元及其突触后的僧帽/丛状细胞对气味的反应。发现I7嗅感觉神经元和I7僧帽/丛状细胞在气味浓度较低时表现出一致的气味选择性。气味浓度增加时,I7嗅感觉神经元和僧帽/丛状细胞的气味感受域会变宽,但对醛类分子仍然具有选择性。来自不同个体的I7僧帽/丛状细胞,其气味感受域具有很高的保守性。
与投射神经元不同的是,嗅球内的中间神经元,包括球周细胞和颗粒细胞,选择性都比较低。I7球周细胞的气味感受域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异质性。在气味浓度较高时,阻断嗅球内的抑制性突触传递会降低僧帽/丛状细胞的选择性。在气味浓度较低时则没有这种作用。这一研究结果显示,嗅球中投射神经元的气味选择性主要由其前一级对应的气味受体决定,而嗅球中的中间神经元通过侧向抑制的作用锐化投射神经元的调谐曲线。(来源:生物通)
2月16日晚,复旦大学正式发布了2011年“复旦水平测试”(俗称“千分考”)成绩及入围面试分数线。上海考生入围面试的分数线为601分,而浙江和江苏则分别为659分和661分。今年上海分数线较之去年的607分略有降低,但竞争依然激烈。800名上海学生将和约300名直推生共同进入2月25日至27日的面试环节。
周四, 17 2月 2011 14:53

肝脏及肝癌miRNA组研究获进展

2011年2月的《癌细胞》(Cancer Cell)杂志发表了曹雪涛院士领导的研究小组关于人类肝脏及肝细胞癌miRNA组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
miRNA是非编码RNA中的一种,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其在肿瘤组织中表达异常,并在肿瘤恶性演进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乙型肝炎病毒(HBV)及丙型肝炎病毒(HCV)的感染可导致肝脏产生肝炎、肝硬化及肝癌等一系列病变。肝癌在亚洲,特别在中国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疾病之一。
为克服传统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在本项研究中该小组首次采用大规模平行测序的方法对正常肝脏组织、HBV或HCV感染的肝脏组织以及肝细胞癌组织的miRNA组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miRNA-122、miRNA-192和miRNA-199a/b-3p在正常肝组织中表达最为丰富。而与正常肝组织相比,miRNA-199a/b-3p在肝癌组织中的表达显著降低。通过大量样本的分析发现miRNA-199a/b-3p的表达降低与肝癌病人的不良预后密切相关。这些结果提示,miRNA-199a/b-3p可能成为肝癌临床诊断和治疗的潜在靶标。随后该小组还对miRNA-199a/b-3p在肝癌组织中表达下调的机制,以及miRNA-199a/b-3p表达下调促进肝癌恶性演进的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肝癌细胞组蛋白的异常修饰是导致miRNA-199a/b-3p表达下调的主要原因;miRNA-199a/b-3p可通过抑制肿瘤促进因子PAK4的表达,阻断PAK4/Raf/MEK/ERK信号通路,从而抑制肿瘤细胞增殖。miRNA-199a/b-3p的表达降低在肝癌的发生发展中起关键作用。该项研究还提示我们,肝脏及肝癌组织的miRNA组研究可能对于我们了解miRNA在肝癌及其他肝脏相关疾病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该项研究是有第二军医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多家单位合作完成。(来源:河北医科大学&军事医学科学院 刘丹 施明) 更多阅读 《癌细胞》发表论文摘要(英文)

 CP29单体结构示意图

2月6日,国际著名期刊《自然—结构与分子生物学》(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常文瑞院士课题组关于高等植物光合膜蛋白——菠菜次要捕光复合物CP29的2.8 Å分辨率晶体结构(Structural insights into energy regulation of light-harvesting complex CP29 from spinach)。该项工作是继2004年常文瑞院士课题组解析了菠菜主要捕光复合物LHCII晶体结构之后的又一重要突破,也是国际上首个高等植物次要捕光复合物的晶体结构。该研究工作在晶体结构的基础上深入分析讨论了CP29的捕光、能量传递和光保护等功能。
光系统II次要捕光复合物CP29位于主要捕光复合物LHCII与核心复合物之间的界面上,是维持PSII-LHCII超大复合物所必需的。CP29除了承担捕获太阳能并将能量高效传递到反应中心外,还在LHCII与反应中心之间的能量传递中起到桥梁作用。此外,CP29还参与强高光照条件下植物自身的光保护机制(如以热的形式将过多的激发能耗散掉,即非光化学淬灭NPQ)。由于CP29在光系统II中的含量较低并且结合多种色素分子,存在见光不稳定性,因而获得足够量并且稳定、均一可用于晶体生长的蛋白样品十分不易。而高等植物光合膜蛋白结晶是国际公认的难题,即便获得晶体也往往因为衍射能力很差而无法用于结构解析,因此,多年来一直没有CP29的晶体结构信息。
经过5年多的潜心研究和不懈努力,常文瑞院士课题组最终取得了突破,解析了来源于高等植物菠菜的CP29晶体结构。晶体结构显示,CP29脱辅基蛋白具有三段跨膜螺旋和两段位于类囊体腔侧的两亲性螺旋,每个单体结合有13个叶绿素 (Chl)分子及3个类胡萝卜素分子。CP29的晶体结构与以前广泛应用的预测模型存在很大差异:在晶体结构中,有5个叶绿素是新发现的,其中还包括一个主要捕光复合物LHCII中也不存在的全新的叶绿素a615,并且预测模型中认为的4个叶绿素混合占有位点也通过晶体结构被明确的指认为Chl a或Chl b。晶体结构中发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叶绿素对具有三明治式结构特征,这种特殊的叶绿素配位方式在光合膜蛋白中尚属首例。另外,晶体结构中还发现了两个重要色素簇a615/a611/a612/Lut和Vio(Zea)/a603/a609,它们位于CP29分子表面并且分布在两侧,可能是能量传递途径的进出口和潜在的能量淬灭中心。根据晶体结构,CP29中完整精确的色素网络得以构建。
该项研究工作为深入研究高等植物次要捕光复合物的高效捕光,能量传递,尤其是光保护等能量调节机制提供了结构基础。
该项研究工作得到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的资助。(来源:中科院生物物理所) 更多阅读 《自然—结构与分子生物学》发表论文摘要(英文)
当今,“大科学”已成为科学技术制度化发展的主流趋势。科学技术的国家化是“大科学”的一个基本层面,世界各国皆不遗余力地对本国的科学研发活动注入巨资。在“国家科学”大力发展的同时,超国家层面或跨国层面的科学交流活动日益频繁。欧洲层面科学技术活动的制度化正是这种超国家或跨国层面科学形式的典型代表。欧洲核子研究组织(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后简称CERN)作为欧洲层面的超国家科学技术系统之始端,体现了这一开放的、制度化的、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超国家科学技术系统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进程。
作者在以前的论文中,已经对CERN创建初期核心成员进行了群体志分析,借以了解这一群体的特征、理念、结构以及CERN在当时的运行方式,并据此解析超国家科学技术系统的复杂性质,认为CERN容纳了不同的科学研究传统且极大地促进了它们彼此之间的互动,它的产生、存续和发展,为欧盟乃至世界科学在未来的制度化揭示了方向、提供了范例 [高洁、袁江洋2009]。本文则主要关注CERN运行之初二十年(1954-1974年)科研运作模式的转变——CERN的管理层为了制衡各国国家科研活动与欧洲层面科研活动、解决CERN内外科学家融合进行的机构改革。作者希望通过科学计量学方法研究CERN的论文合著情况,进而通过个案分析,描述机构改革中形成的大型科学联合体的组织特点,判断CERN科研运作模式的转变是否发挥了实质作用,是否实现了欧洲各国科学联合的宗旨。
一 实验室运作初始:两种层面的科学之间的博弈
自第一个大型仪器——600MeV同步回旋加速器(后简称SC)建成后,CERN的实验步入正轨。SC并不是当时同类型仪器中最先进的设备,所以利用这台加速器的CERN内部科学家较多,来自欧洲其他科研机构及大学科学家组成的实验小组(Truck Teams)[①]较少,各个小组不存在如何分配实验时间的冲突。但随着28Gev质子同步加速器(后简称PS)建成,各国科学家趋之若鹜,这对CERN以前的实验安排提出了巨大挑战。根据CERN以往的规定,允许各国科学家自己携带相关设备在规定时间内做实验。现在如果要在新的PS上做实验,必须安装泡室(Bubble Chamber)。这种泡室体积庞大,安装和日常维护都需要很大的人力和财力。CERN在PS建成后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制作泡室,于是英国和法国科学家决定先利用本国的科研经费建成泡室并运往CERN所在地安装使用,而在两国泡室如何安装、运输和使用的问题上,CERN各参与国产生了很大分歧。
1. 英国泡室的安装和使用
1957年4月,英国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会(DSIR)第一次商讨在CERN做实验要用的大型泡室,并于1958年12月拿出了可行性方案。1959年1月,CERN根据英国提交的可行性方案,表达了CERN对于泡室使用的基本原则:鉴于泡室占地面积大、日常维护复杂且耗资多的特点,它不能仅作为一国的实验设备,而应是各参与国共享的仪器。CERN管理层的构想是:泡室的日常运转由英国工程师来负责,实验计划则由CERN来决定,实验小组中也应该包含CERN成员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经过反复协商,戴金(S. A. ff. Dakin)[②]起草了下列协议 [Hermann et al. 1987, p. 438]:
1.应由专门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负责泡室日常维护以及与泡室相关的研究工作;
2.凡经泡室的粒子束实验计划都必须以CERN和成员国科学家联合小组的名义提交,其中应该包含英国科学家;
3.原则上,英国科学家享有一项特殊待遇:在分配该泡室中所拍摄的照片时,他们获得其总数的25%。
但是,英国并不觉得这些协议使本国科学家享受到了优待。英方认为,协议中所提到的特殊待遇没有任何诱惑力,英国对CERN的投资比例是25%,得到的照片总数也是25%。因此,CERN应该承担把该设备运往日内瓦的费用。经过长达数月的磋商,英国科学家尽快利用PS的渴望占据了上风,英国政府最终出资把该设备运往日内瓦。
2. 法国泡室的安装和使用
1959年3月,CERN与法国关于泡室的谈判也提上了议事日程。法国有两个泡室,一个是(Louis Leprince-Ringuet)带领巴黎综合理工学院(Ecole Polytechnique)物理学实验室制作的丙烷泡室(propane chamber),兰盖打算先把丙烷泡室连在国内的同步质子加速器(3GeV proton synchrotron)上,待日内瓦的加速器建成后再将该泡室运往CERN。另一个是在萨克雷(Saclay)制作的氢气泡室(hydrogen chamber),将于1960年完工。
与CERN实验室主任贝克(Cornelis Jan Bakker)商讨法国的泡室使用问题时,兰盖以为会遵循惯例:本国科学家负责实验设备的携带、安装和维护,并自行决定实验内容与方法,只需要与CERN确认实验时间即可。但CERN却重申了他们与英国科学家协商使用泡室的基本原则:泡室应让所有CERN参与国科学家共同使用,即使法国出资修建了泡室也不能独享。事实上,当时CERN本身也打算建造一个丙烷泡室,并与法国建造丙烷泡室的专家们有非常密切的合作。此时,CERN和法国丙烷泡室的建造者共同商讨了一个可行性方案:无论哪个丙烷泡室先建好,在泡室里进行的第一批实验都由法国和CERN共同组成的丙烷泡室实验小组来完成。这个方案得到了法国和CERN管理层的一致同意。
当这个可行性方案提交给科学政策委员会(Scientific Policy Committee)审议时,却遭遇到强大阻力。科学政策委员会成员中代表意大利、德国科学家的阿玛尔迪(Edoardo Amaldi)、贝尔纳蒂尼(GilbertoBernardini)和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强烈反对,他们认为:首先,它完全忽略了CERN的基本原则——所有的大型设备都由各国科学家共享;其次,这一方案无视CERN在选择科学研究计划的基本要求——是否具有科学研究的价值是能够进行实验的唯一标准。经过几番激烈讨论,CERN最终与法国相互妥协[Hermann et al. 1987, p. 441]:
1.泡室的实验计划必须经过实验室主任、法国科学家和其他对泡室实验感兴趣的科学家共同批准。在泡室进行的第一批实验应由法国科学家领导,并由法国科学家负责泡室的运行工作;
2.以后各成员国科学家共同参与到在泡室运行的实验计划中,其中应该包括法国、CERN和其他国家的成员。
与英国不同的是,法国享有可以在泡室进行第一批实验的特权。虽然在后来的讨论中,其他国家的代表都认为既然给予法国一定的优待,英国的泡室使用应该同法国一样,但此事后来不了了之,英国科学家也没有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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