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学术界的现状，我们通常可以将“学术批判”划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指对于学术“问题”本身展开的讨论、商榷、驳疑等，以达至真理的澄明。二是指对于学术“规范”而言，通常是指对于“学术不端”行为，诸如剽窃、抄袭、引文不规范等进行公开的批驳、谴责，更有甚者进行一些“非理性”的过激行为。三是对于学术“共同体”本身的一些“不良现象”的批判，诸如文山会海却成果全无、国内国外全是“走秀”。如果仅就第一点来讲，任何的批判对话都能够真正刺激学术的增进，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对话便是真理的敞亮和思想本身的实现。”而对于后两点来讲，“学术批判”能否达至其“唤醒”学术求真的“天道”之目的，本身就成为问题。在这样一个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社会中，任何一种对社会现象本身的反思与批判都有可能被“异化”，从而与“学术不端”形成一种“共谋”的关系，作为社会现象之一的“学术批判”也难逃这种逻辑。

首先，学术批判日趋成为一种娱乐。如今学术造假已经成了老百姓都知道的事情，在这个如西方学者鲍德利亚所认为的“消费”引领“生产”的消费主义时代，对于学术这种原本是很少人，即学术共同体才关注的问题，现在也“飞入寻常百姓家”。当然，这得益于媒体时代特别是网络时代的助推。我们知道，在信息传播中有一种“信息茧房”现象，说的是人们在接受信息时总是只接受那些自己有兴趣的、符合自己观点的，同时将其他信息过滤掉，时间长久之后，人们便会被包裹在自己所掌握的狭窄信息之中，从而形成一种“狭隘意识”，所以会造成对某一问题所表达的意见越来越偏激。这对大多数人都适用。从传播学视角看，媒体也可能更多地去迎合这种偏激，激起大众兴趣，寻求卖点。这一点，从今天更多的对学术不端的媒体报道中可以窥见。这些报道更多地将关注点放在学术之外，从而使学术问题本身被忽略。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有些媒体在公布什么学者抄袭的时候，更多的是将读者对学术本身的不满情绪引向对受批判者的谴责、谩骂甚至是“窃喜”上，本来很严肃的学术争论、可以通过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谴责达至的东西，被诉之于普通大众，在没有学术判断力的大众面前，媒体的作用就可想而知了。这样一来，学术批判本身就滑向了一种娱乐，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学术问题依旧存在。

其次，学术批判日趋远离求真问道的本意。学术共同体疾病重重，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当所有的批判大棒打向被批判者的时候，学术的毛病依旧存在，人们该如何依旧如何，这也是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说，一方是学术批判的“好不热闹”，一方是学术不端的“我行我素”。为什么越批判，这种现象越严重呢？可能有人会反问，是现象的更严重才导致更多的学术批判。其实，将作为社会事实反映的社会意识即学术批判调整为“逻辑在先”，意图是想说明，正是通过这种学术批判使人们看到了“学术的虚无”（当然并不是真正的虚伪）。在学术批判中，人们热衷于将这种学术不端行为放大为某某权威如此这般地抄袭，然后又是某某权威机构的集体造假等，不一而足。从而沦落为一种是非之争、义气之争。这样一来，对整个学术共同体成员而言，这是一种自我鞭策、自我约束，还是更容易导致一种自我放逐？对于从事学术的人，总是以一种“负面”的学术批判来宣告、约束这种不端行为的，但在实质上却往往起到相反的作用。原因就在于，学术是一种实现自我的志业，这种“实现自我”不是说通过学术实现自我的仕途、钱途，而是说，学术本身就是其兴趣、理想，当人们在学术批判中看到再权威的专家也不过是一个剽窃者的时候，学术能否成为志业就不能不值得疑问，因为这绝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品行问题，而更多的是社会问题。对学术不端的曝光如果是以一种不恰当的方式呈现，其本身就是问题重重的。

显然，对于学术批判本身不容乐观，如上列举也只是窥其一二的现象。最后，我认为需要呼吁的是，人们应将学术批判推进一步，更多关注学术批判的前提，这就是要对造成这种学术不端的制度层面加以拷问，将学术规范变成一种学术制度，从而成为学术共同体的一种契约性力量，唯此，才能真正推进学术的进展，并通过一种制度化的改革做到真正有效地扼制学术不端行为。梁启超先生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真理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希望梁先生的这句话，不会在我们这些人的手里被解读为，“学术不过就是一种权钱术”。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博士）

《科学时报》 (2011-2-18 A3 周末评论)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临床医学院检验科教授姜晓峰在研究中发现：呼吸道局部白细胞介素-13（IL-13）分泌的增多是引发哮喘的重要元凶；硫酸酯酶修饰因子2（SUMF2）可抑制IL-13在呼吸道局部的分泌，并对遏制哮喘的发作起重要作用。

有报道指出，随着工业水平的提高，哮喘的发病率也“水涨船高”。全世界约有1.5亿～2亿人罹患该病，每年被哮喘夺命者达18万人。特别是我国北方地区，由于气候、环境等特殊因素的影响，成为哮喘的“重灾区”。目前，全球哮喘病人的经济负担，已超过结核病、艾滋病病毒感染造成的经济负担的总和，但哮喘的成因一直深深困惑科学界。

以往研究表明，IL-13是哮喘发生的中心环节，特别是变异型IL-13更易引发哮喘，而后者的机理始终未得到合理的解释。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姜晓峰带领课题组开展了为期8年的“哮喘中IL-13基因突变位点及突变后信号转导途径的研究”。

研究结果显示，呼吸道上皮细胞和支气管平滑肌细胞分泌的IL-13在哮喘中的确扮演重要“角色”，堪称哮喘各种局部炎症反应的始动因子；分泌后的变异IL-13使IL-13信号转导途径发生改变，更容易导致信号传导子及转录激活子6（STAT6）的磷酸化，加重气道的高反应和炎性因子的分泌。在哮喘发作的背后，不仅有IL-13变异的影子，还首次发现SUMF2能抑制IL-13的分泌，这为哮喘的诊治提供了新的靶标，开启了诊断哮喘、控制病情的新思路和新策略。

研究还发现，IL-13有4个基因多态位点与黑龙江地区人群哮喘的易感性密切相关，这些基因突变可能增加后代患哮喘的风险。利用这些基因位点对儿童进行筛查，选择容易罹患哮喘的人群，检测其血浆IL-13水平，并结合临床症状及其他检验项目，有望使一些难以诊断的哮喘类型得到确诊。

据介绍，课题组在该项研究中共发表SCI论文8篇，国家级核心期刊14篇；培养博士后1名，博士研究生6名，硕士研究生14名。这项成果日前获得2010年度黑龙江省医药卫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衣晓峰 张好诚）

《科学时报》 (2011-2-18 A1 要闻)

老苹果园老龄低效以及苹果“连作障碍”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苹果产业效益的提高和可持续发展。青岛农业大学教授原永兵带领课题组针对这一问题，引进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苹果矮化密植栽培模式，配合老果园土壤的局部改良技术，对苹果老园更新与新栽培模式进行系统研究，取得重大突破。

原永兵主持完成的“948”项目“苹果老园更新综合技术研究与矮砧集约栽培模式的建立”研究发现，20年生以上的老苹果园普遍存在土壤养分和微生物失衡、土壤酸化等问题。对此，项目遵循采用矮化自根砧密植栽培模式配合根际区土壤局部改良克服“连作障碍”的技术思路，根据老果园土壤分析结果，研制了苹果重茬栽培专用有机基质，并对老果园土壤进行局部改良，有效恢复了土壤养分和微生物平衡；同时，利用结果早、根系分布浅、适应性强的M9-T337脱毒优系矮化自根砧苹果优质带分枝苗木，以1米×3.5米株行距、高纺锤形篱壁整枝、行间生草和水肥一体化技术，更新了24年生老苹果园，建立了现代矮化集约栽培新模式示范园。该示范园定植后的第三年就达到了发达国家同类果园的产量水平。

项目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苹果园重茬更新的综合栽培技术，总结制定了相关技术规程，并在示范推广中得到果农的广泛认可。专家鉴定认为，该项目研究在苹果老园更新中采用矮化自根砧密植栽培模式配合土壤局部改良克服“连作障碍”方面有创新，研究技术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廖洋 陈太安 刘晓华）

《科学时报》 (2011-2-18 A1 要闻)

“保守”一词，声誉不佳，人们往往归之于贬义词之列。《现代汉语词典》释曰：“维持原状，不求进取；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多指思想）。”《汉语大词典》：“谓维持旧状态，不求改变或改进。”如果从字义学的角度分析“保守”一词，或可获得些许新识；若再以这些“新识”为视点，则有希望看到一些新的景观。

《国语·周语下》说：“膺保明德，以佐王室。”三国时代东吴史家韦昭（204～273年）注：“保，持也。”《说文解字·手部》：“持，握也。”东汉学者高诱释：“持，犹守。”明代学者梅膺祚《字书》云：“守，执守。”《说文》：“守，守官也。从宀，从寸。寺府之事者；从寸，寸，法度也。”清代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1735～1815年）《说文解字注》改为：“从宀，寺府之事也；从寸，法度也。”今人徐中舒（1898~1991年）主编的《甲骨文字典》对“保”的解释是：“从人从子，象人负子之形。”归并今人徐中舒对“保”的阐释，以及东汉许慎和清代段玉裁对“守”的解释，我们不难看出“保守”一词的含意实为：拥有且以“法度”事之。倘此释正确，则“保守”乃非贬义之词矣。

基于“保守”的上述诠释易知，保守的前提是拥有。不曾拥有，保守于何？必是先拥有，后保守。在日常生活中，年长者显得较为保守，因为他们较年轻人有更多的拥有。有位哲人曾经说过，如果一个80岁的人能够倒过来再活一次的话，则几乎人人可以成为伟人。因为他们没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教训实为经验之一种。经验多了，自然拥有的也就多了；拥有的多了，自然也就显得保守了。昭昭此理，尽人皆知。

以保守新义观之，学术必是保守的。林林总总的学术流派，都是保守的结果与表征。置身于不同学术圈中的学者，总在以本流派的视角看世界，论问题。于是乎，面对同一块石头的下落现象，亚里士多德看到的是“石块趋于它的自然位置”，伽利略看到的是“石块与天体一样作圆周运动”，牛顿看到的是“石块在引力作用下直线下落”，爱因斯坦看到的是“石块在引力场中沿黎曼几何空间走最短路径”。于是乎，对于同样的事物，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有不同的说法，给予了不同的名称，编织了一张张各具特色的概念之网，并力求将看到或想到的事物一网打尽。显见，越是学术大家，必然越显保守——表明他们较常人拥有的更多，且会越发明显地以自己特有的“法度”格事物，观世界，析事理。

与保守近义的词语有墨守成规、因循守旧、萧规曹随、照章办事、蹈常袭故等。在科学研究中，继承的过程是“拥有”的过程——保也；运用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是“以法度事之”的过程——守也。诸学科中形形色色的定理、定律、原理等，都是析情理事的“法度”，都应该保而守之。“民间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之所以每每不为科班出身的学者们所看重，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民间科学家”对相关的定理、定律和原理等的保守不足。在科学常规时期，萧规曹随，照章办事，是必须的。学生的学习过程，在一定的意义上讲，就是“蹈常袭故”。

保守度与经历、经验相关联。经历短，经验少，保守度则低；反之，保守度则高。有研究者通过比较后得出，业已实现现代化的英国、以色列、德国、美国、日本、韩国、法国等国家的人，都较正在现代化征途上奋力前行的中国人，在整体上显得保守些。这与日常生活中，就整体上而言，过来人总较“正在进行时”中的年轻人显得保守些是同样的道理。

保守是创新之基。因为保守意味着继承、拥有，而继承和拥有后才会有创新。不谈继承，未曾保守，但说创新，实无异于隔靴搔痒，骑车登月。比如，在教改的声浪中，有几人谈到了该“保守”的内容或已有做法呢？！没有保守就没有稳定。生物学中的遗传就是一种保守，而变异则是遗传基础之上的变异。即使地质学史上的寒武纪生物大爆发也绝非平地一声雷事件。

《增广贤文》有言：“人各有心，心各有见。”有且度以法，保守新义华。波粒争辩际，创见披彩霞。

（作者为山西师范大学城环学院教授）

《科学时报》 (2011-2-18 A3 周末评论)

2011年1月4日，国内各大报刊、各大网站纷纷突出报道了《中国铀利用率提升60倍，50年资源变成可用3000年》。报道认为，“我国科学家在核电技术方面取得重大技术突破，实现了核动力堆中燃烧后的核燃料的铀、钚材料回收。这项技术的专业名称叫‘动力堆乏燃料后处理技术’，由此……我国现已探明铀储量够用上3000年”。报道还引用了中核集团有关负责人的讲话：“这是我国核电领域的重大自主创新成果，意味着我国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技术实现了重大突破。由此，我国成为继美、英、法等国之后，世界上第八个拥有快堆技术的国家。”

有不少朋友，包括我的院士朋友，打电话向“我们”祝贺，认为这是核科学的一大成就，为中国的能源，为中国的节能减排解决了大问题。还有一些用化石为能源从事火力发电的院士打电话问我，“我国火力发电面临非常紧迫的形势，石油可能在20~30年内枯竭，中国未来的电力可能年需求达10亿～15亿千瓦之多，而煤最多也只够支撑100年！现在看到各大报刊、网站的报道，由于‘动力堆乏燃料后处理技术’的出现……‘我国现已探明铀储量够用上3000年’，这比我们的石油、煤的资源大多了！是不是我们这些搞火力发电的人可以松一口气了？”

但是，国外的反映却和我国媒体的报道大不相同。2011年1月5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说，“那是相当地大吹大擂！”

这是怎么一回事？是美国《华尔街日报》习惯性地继承了他的“贬低”中国的“传统”，还是确实是国内媒体或中核集团在那里“相当地大吹大擂”？

问题太尖锐了！虽然有少数媒体也报道了《华尔街日报》1月5日的报道，但总的来说，大多持谨慎态度。——有不少朋友希望我这位已是过时的核物理学家作一个“负责任”的回答。

下面将分四个问题，对上述问题作一些分析和讨论。

2010年12月21日，中核集团宣布“我国首座动力堆乏燃料后处理中间试验工程——中核四○四中试工程热调试取得圆满成功。这意味着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掌握乏燃料后处理技术的国家之一，将有力地推动我国核燃料和核电事业安全、高效发展”。

很遗憾，这里未说明这是什么样规模的“中试”。但是，据一些后续报道说，“中试厂在完成浓度为100%的乏燃料热试工作后，将进行一系列整改，以保证系统稳定运行”。“按照计划，未来中试厂将完成50吨乏燃料的处理任务”。“如果一切正常，该中试厂将进行扩建，年处理能力将提高到80吨。”负责人王俊峰表示，“‘十二五’末，中试厂将实现80～100吨的生产能力。”中核集团总经理孙勤表示：“中试厂热试成功之后，中核集团将立即筹划年处理能力200吨的项目，800吨的项目也要加快推进。”他同时表示：“对于200吨/年的后处理厂项目，中核集团已经牵头成立了大厂筹备处，积极推进项目建设。”

虽然孙勤表示，掌握技术要靠我国自己的力量，但据媒体报道说：“中核集团仍在与法国商谈引进乏燃料后处理大厂的相关事宜。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业界尚未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始终有不同的观点。”该人士称：“有的认为不全盘进口也可以，有的人急着进口。”

从这一系列报道可以看出，1.这只是规模很小的中试，比50吨小很多，而且还需“进行一系列整改”。2.要到“十二五”末，也就是5年后，“将能实现80~100吨的生产能力”。3.正在筹划年处理200吨能力的项目，但没有说明希望什么时候能实现年处理200吨。一个合理的猜测，至少是5年以后。4.中核集团仍在与法国商谈引进乏燃料后处理大厂的相关事宜，也就是对自己发展的技术，能否廉价地大规模生产（注：关键是廉价），并没有足够的把握。

但更重要的是“需求”。究竟我国需要“多大”的年处理乏燃料的能力。一般来说，建造一座100万千瓦的核电站，其初期投料约是70吨含4.5%的铀235的浓缩铀，年卸出的乏燃料量约是25吨。也就是说，一座标准核电站需要年处理的乏燃料，大约是25吨。中国发展的未来，正在讨论中的规划，希望在2020~2025年前，核电增长到7000万~8000万千瓦。如以80吨×25吨来计算，需要年处理的乏燃料，高达2000吨之多！这一数字较之2015年可以有年处理100吨能力的数字，约为20倍！我国能否在未来的10~15年间，将处理能力由目前仅做了5吨的试验，扩大400倍？实在是任重道远！

无怪乎国外媒体说，“事实上，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在其网站上发布的一份所署日期为12月22日的简短中文声明中表明，核废料后处理之说只是基于一项试验、一个非常小的试点项目之上”。

有不少媒体说，由于“动力堆乏燃料后处理技术”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由此，我国成为世界上第八个拥有快堆技术的国家”。

很遗憾，这一报道大错特错，离事实真相太远、太远！！！

一个完整的快中子堆核电站的持续运转，通常需要有如下支撑技术和先决条件。

1.比较强大的核燃料工业。快中子堆所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是必须有充足的核燃料，主要是钚239，240……的持续供应。其一次投入的所需核燃料总量达几十吨之多，其中包括浓度为20%浓缩铀，或钚239~242，主要是钚239，此外还有大量在快堆里可燃烧的铀238，而在压水堆中，可燃烧的核燃料，约是70×4.5%=3.2吨。所以其核燃料的投入，一般约是压水堆的10~20倍，而且最好做成标准的MOX燃料，因为这是当前可在压水堆，也可在快中子堆中燃烧的已知技术成熟的核燃料。据报道，中核集团后处理中试工程负责人王俊峰说：“我们最后一次（试验），制备出了合格的铀产品和钚产品，所以说我们成功了。”

这当然是一项重大成就。我们完全应向工程负责人和参与此工作的科研工作者表示祝贺。但据我们所知，“制备出合格的铀新产品和钚产品”，并不等同于已能制备出MOX燃料。快中子堆的重大技术关键之一，是必须制出合格而廉价的MOX燃料，尤其是廉价。

2.必须建立一整套从建造到连续可靠安全运转，并能持续而廉价的供电技术。目前，我国原子能研究院正在研发一个小型实验型快中子堆，已投入26亿元人民币，其预期的发电功率是25兆瓦。2010年7月23日有报道说：“中国核工业集团宣布，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自主研发的中国第一座快中子反应堆——中国实验快堆（CEFR）达到首次临界。”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但接下来却又说：“这意味着我国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技术实现重大突破，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快堆技术的‘国家之一’。”

但是，从我们来看，“首次”达到临界，只是达到持续供电的第一个开端。快中子堆必须解决的重大技术问题，是安全问题——必须百分之百地确保它的可靠，尤其是可控的安全持续运转。而一旦发生临界事故，那就是不得了的大事故，是一次小型的核爆炸！快中子堆中的快中子飞行速度极快，是通常压水堆热中子速度的1500倍。如果说热中子堆的运转，要求做到毫秒级的精确控制，快中子堆就要做到微秒级的控制。据我们所知，世界上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已实现快中子堆核电站持续安全运转供电。有些国家曾研发了一段时期，大多已停止研发。只有俄罗斯仍在坚持不懈地努力，也有个别试验性电站在那里运行。俄罗斯在快中子堆应用方面的主导的研发方向，是用快中子堆发电，作为核潜艇的动力。

至于电价，目前的中国实验快堆，每千瓦投资约是10万元人民币，比火力发电8000元/千瓦造价约高了10倍。其冷却、传热系统用的是液体金属钠循环，其投资比高压水冷却的投资要大一些。为达到高效发电，当然也少不了能支撑高压水蒸汽的大容器。当前，第三代压水堆型核电站的投资约是18000元/千瓦。加上移民，至少上升到20000元/千瓦。当代核电站发展的动向是，对运转安全的要求将越来越高，而且不惜加大投入确保运转的安全。一个严峻的问题是，中国的快中子堆核电站技术，何年何月，其电价才能降到和第三代核电站相接近的水平？

3.必须有快中子堆乏燃料快速的后处理技术，还要有相应强大的能处理快中子堆乏燃料，不断提取钚239、240……的工业。快中子核电站的重要特点，是在消耗核燃料发电的同时，不断新产生的核燃料，其增殖系数通常是1.6，即烧掉1个钚原子，会增加1.6个钚原子。但是，这一新增加的0.6个钚原子，必须不断地从快中子堆中取出来，才能做到快中子堆核电站的持续、高速发展。所以，一个完整的快中子堆核电站核发电技术，必须包括快中子堆乏燃料后处理技术，而且要有适用于快中子堆的MOX燃料的工业化生产的技术。现在部署的乏燃料后处理的生产线，仅能适用于压水堆，并不能直接搬到快中子堆乏燃料的后处理。问题是，压水堆乏燃料后处理技术，并不等同于快中子堆乏燃料后处理技术。两者衰变产物并不等同，其放射性强度以及相对比例也不相同。

4.从第三代核电站技术到第四代核电站，无疑是技术上的大跨越。但也要指出，这一“第四代核电站”技术，离真正可持续、可迅速增殖、发展的快中子堆发电技术，尚有一大段距离。现在试验运行中的钠冷却的快中子堆的钚239、240……的增殖系数仅有1.2。也就是每烧掉1个钚原子，仅增加0.2个钚原子。所以，如果以这一“钠冷却的快中子堆首次达到临界”和“压水堆的乏燃料后处理试验获得成功”，这两项技术成就，和今后将要走的很长的路程相比较，就只能说，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掌握了乏燃料后处理和快中子增殖堆发电技术，是否使我国天然铀资源从50年延伸到3000年？

首先需要解释，为什么我国天然铀只能“支持”正在建设中的“第二代”、“第三代”核电站50年？这一结论，当然源自能源专家的估算：“目前已探明世界上（经济上）有开采价值的铀为500万吨，而一座1000兆瓦（100万千瓦）的核电站，要消耗的铀为：初装量365吨+年补充量174吨（运行30年约需天然铀5500吨）。能源专家按年增长率2.5％（1989～1990的低潮增长率）估算，现有储量只能维持到2035年左右。”2035年-1990年=45年。当然，这只是1990年的估算。现在发展的形势，包括储量和增长速度都超过了1990年的预计。已去世的核动力专家赵仁凯院士曾在生前给出一个估算，说我国天然铀资源最多仅能维持60座标准核电站（包括可能进口的天然铀），持续运行40年。赵仁凯甚而建议这60座标准核电站，是我国核电站发展的上限。现在，由于人们公认核电站已可能从40年的全寿期，延长到50～60年。而且天然铀可能扩大进口，也可能由于开采、提炼技术的改进，再加上我国还有某些可开发的属于贫矿的天然铀资源，有可能支持60座标准核电站，持续运转50年。既然天然铀资源利用率可扩大60倍，所以，可支持的年限也就延长到50×60=3000年。这里要请人们高度注意：核科学家说的是，如果只建造装机为0.5亿千瓦的核电站，我国天然铀资源可支撑到3000年。但如果我国电力工业需要10亿～15亿千瓦的装机，那就只能支撑100～150年了。可以期望这一支撑，可大幅度减少煤的污染和CO2的排放，可以和中国的“煤”并驾齐驱，但绝不是“搞火力发电的人们可以松一口气”，因为这仅是“半壁江山”。

更重要的是，上述资源利用率可提高60倍的估算，只是1990年的估算，现在已不再准确。原因是，由于核发电技术的不断改进，设计的不断更新，已大幅度提高了压水堆或热中子堆类型核电站的资源利用率。

下面首先介绍一下，所谓快中子增殖堆可将资源利用率扩大60倍的说法，是怎样算出来的。我国核燃料专家王方定院士曾在一篇介绍乏燃料处理的长文中，给出如下估算：

“目前核能主要是利用铀235，但它只占天然铀中的0.7%，即使考虑到压水堆的转化比为0.6，天然铀利用率也只有0.7%+0.7%×0.6=1.1%。”

我国学者连培生在《原子能工业》（2002年版，连培生著）书中（第70页，表2-17）有如下表述：对于目前的压水堆，铀资源的利用率分别为：如果是一次通过（即乏燃料不后处理，直接处理）则铀资源利用率只有0.58%；如果进行后处理，只复用铀，则铀资源利用率为0.75%；如果后处理后铀和钚复用，则铀资源利用率为0.98%，近似为1%。

由于快中子增殖堆，一般可能进一步再烧掉慢中子堆燃烧后剩余的铀238的60%，所以有60倍的增益。

但是，新型压水堆的设计和改进，除不断提高其安全运转性能外，当然也要不断提高热中子反应堆的资源利用率。如果说，老式的压水堆加上后处理……只能烧掉1.0%的天然铀，新型压水堆已能烧掉3%～4%天然铀。原因是，新型压水堆的设计已大大加大了装料中铀的浓缩度。在老式的压水堆设计中，真正能烧掉的核燃料也就是仅约0.5%左右的铀235，加上少量的钚239，这就是连培生教授指出的“铀资源利用率只有0.58%”。但由于新型压水堆中铀235浓缩度的提高，在新型压水堆中燃烧掉的核燃料，将不仅是铀235，还有新产生的和再循环中的钚239，也有可能调节热中子堆里中子的谱形，适当增大钚的再生的转化比。而可期望不使用后处理技术，即能在慢中子堆中再烧掉1～2代的新生的钚239——也就等价于在慢中子的压水堆中，还能多烧掉部分的铀238。如果再加上后处理的铀和所提取的钚的再利用，就完全可能在压水堆中将铀的资源利用率提高到3%～4％。所以在国内的新闻报道中，纷纷说，“在当今世界的核电技术下，核燃料燃烧了3%～4％左右”。也就是从过去仅燃烧的1%，上升了3～4倍。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已探明”的铀资源仅能支撑25座标准核电站，运行30年。现在由于所掌握的资源量的增大，有望扩展到支撑80座标准核电站持续运转60年。其实这里正需加上另一重要因素，即在慢中子堆中的核燃料的燃烧，已由于过去的仅烧1%，上升到可燃烧3%～4％。

但是，过去人们之所以认为快中子增殖堆能提高60倍的资源利用率，其前提是已认定压水堆的资源利用率仅有1%；而如果压水堆可提升到3%～4%，那么快中子堆的资源利用率就仅能再提高60÷（3～4）=15～20倍。或者仅能支撑功率为7.5亿～10亿千瓦的核电站持续运转50年！这比煤贡献小多了，只能作为煤发电的重要补充，不可能取代煤，更赶不上水电。中国有5.4亿千瓦技术可开发的水电资源，如能开发出来，完全能持续利用几千年！

回答是：不仅仅是“相当地大吹大擂”，而且连世界上快中子增殖堆发电技术的现状，都没有说清楚。我国不仅不是“世界上第八个拥有快堆技术的国家”，而且世界上至今只有俄罗斯才是接近拥有完整的快堆技术的国家。据报道，俄罗斯现在仅能年生产5吨的MOX燃料，显然不足以大量供应快中子堆的迅速发展。

为什么我国有关快中堆发电技术的报道，竟出现了如此巨大的偏差？这就不得不归之于我国科技界，包括中核集团在内的科技界，正迅速蔓延着一股“浮夸不实”的学风。他们热衷于“上报”夸大的成绩，也热衷于向社会公众“宣扬”夸大的成绩；以此来换取“领导”和“社会公众”的“支持”，以此来“骗取”科研经费、表扬、奖励，包括升职等等的“好处”。这是我国科技发展的一大“公害”。如果说科技界及其领导机关有什么“学术腐败”的话，这将是影响我国科学技术迅速蓬勃发展的最大、最突出的“公害”。

在上世纪60年代，我曾有机会参加原子弹、氢弹的研究和开发，有幸听到下列一则故事。1964年10月16日，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主持研发工作的领导同志向毛主席、周总理汇报试验成功，并询问要不要发公报。毛主席问：“你们会不会只爆炸了一堆化学爆炸物，哄我说，原子弹已爆炸成功？”这一提问太尖锐了。在座参与汇报的领导同志都不敢贸然回答，当即打电话向我们的老师们核实有关情况。当然，前辈核科学家均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对于是否发公报，毛主席仍主张慎重，看一看国外的反应再说。由于外电纷纷大量报道了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毛主席才最后拍板决定发布原子弹已爆炸成功的公报。我还能举出毛主席、周总理在听到我国科技工作已取得重大成就的汇报，总是采取慎重态度的其他例子。可是，现在出现的新动向，喜欢的是“大忽悠”，而且是“上下交相忽悠”！

然而，我们也要为中核总公司孙勤总经理说几句公道话。我看到一个内部材料，在2010年12月21日中核集团的现场发布会上，孙勤再三强调，“中试工程热试验成功，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可见，中核集团领导层中也不乏头脑清醒人士。虽然已是迈出了十分重要的“第一步”，但不能说成已走完了“万里长征”中的80%！不知道为什么，未见中核集团的领导层，正面出面澄清上述“大吹大擂”！而重要的是，这一“大吹大擂”，已“忽悠”到决策层。

《科学时报》 (2011-2-18 A2 综合)

2011年美国总统发表的国情咨文中4次提到中国，对中国的教育、太阳能和计算机技术，高速铁路和基础设施以及中美合作大加赞赏。关于中国的教育成就，美国总统认为“比如中国和印度，已经意识到，只有通过变革才能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因此，他们开始尽早着手对孩子进行教育，并延长教育时间，更注重数学和科学”。这番表述让教育工作者怦然心动。

在教育发展史上，中国的教育的确曾经引领过世界潮流。但是，如果把当今中国的教育当做学习的榜样，那么，似乎是在刻意营造教育的乌托邦。

中国当前的教育是一种“延长教育时间”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所产生的负面效果，早已被中国的学术界所诟病。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是典型的填鸭式教育。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提高想象力，而是为了扼杀想象力。中小学考试题目及其标准答案，无不在向世人展示这样一个道理——凡是不具有想象力但学习刻苦的学生，一定是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凡是具有想象力并喜欢奇思妙想的学生，一定是学习成绩很差的学生。

或许是美国的中小学教育过于轻松，以至于美国总统把中国这种死记硬背的教育模式，看作是美国教育的楷模。这真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误会。遍布中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培训班、补习班、培优班、奥林匹克班，不断地“延长教育时间”。可是这样做，是以牺牲学生的课外活动和想象力为代价的。在这样的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肯定是缺乏想象力的学生。

假如因为美国总统的羡慕，而放松了中国中小学教育改革，那么，不仅会彻底摧毁中国的中小学教育，而且有可能会摧残中小学生身体。所以，对于美国总统的赞美，中国教育当局应当保持高度警惕，不要因此固步自封，更不能变本加厉、继续加重中小学生负担。

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管理体制。教育主管部门不是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平原则分配教育经费，也不是按照分类管理的原则鼓励高等院校发展特色学科，而是采用一刀切的方式，鼓励全国高等院校争先恐后地申报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凡是申报成为国家一级学科的，就可以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资助；没有获得国家一级重点学科资格的，自然得不到相应资助。这样的管理模式使得各个高等院校放弃长期性的科研项目，转而追求“短平快”，以此来满足申报国家一级重点学科的需要。少数高等院校为了完成教育主管部门设定的指标，还千方百计地“合纵连横”，把国外一些同行或者国内兄弟院校的教师拉拢过来，拼凑所谓的科研团队，争取所谓的国家一级重点学科。

这种揠苗助长的做法，使得中国的高等院校失去了起码的创新能力。在教育主管部门设定的考核标准之下，几乎所有高等院校都放弃了高风险的基础学科研究项目，转而寻找实用、能够立竿见影的研究项目。

和中国的高等院校相比，印度的高等院校教学设施落后，但是，基础科学实验工作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印度普通高等院校可以积累长达数十年的天文观测数据，可以在一些基础性科学问题上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正是这种水滴石穿、集腋成裘的科学研究工作，使得印度高等院校的创新能力远远高于中国。假如因为美国总统的溢美之词而沾沾自喜、忽视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那么，中国的高等教育将会继续沉沦。

美国总统的国情咨文虽然多次提到中国，并且愿意放下身段学习中国，但这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个好事情。中国人应该了解自身存在的问题，见贤思齐，奋起直追，决不能因为美国总统的赞赏而固步自封。或许，美国总统对中国教育的评价是另有所图，但不管怎样，要想搞好中国的教育，还要依靠我们自己。如果碍于面子，强颜欢笑，或者满足虚荣、不思进取，那么，中国的教育仍然会落后于世界。

部分学者不以为然，认为中国在太阳能技术、高速铁路等方面傲视群雄，说明中国的教育科研机制非常成功。这是典型的以偏概全。中国特殊的资源配置机制，使得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中国的教育科研水平从整体上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更不能说明中国的教育体制具有先进性。中国人应该有忧患意识，应该看到中国教育领域存在的不足，从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新力着手，积极借鉴其他国家有益的经验，彻底改造中国的教育。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

《科学时报》 (2011-2-18 A1 要闻)

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月17日对武汉大学原常务副校长(正厅级)陈昭方受贿案、中共武汉大学党委原常务副书记(正厅级)龙小乐受贿案一审宣判。以受贿罪分别判处陈昭方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5万元；龙小乐有期徒刑10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0年至2009年，被告人陈昭方利用其担任武汉大学副校长、常务副校长的职务便利，为武汉弘博集团与武汉大学联合修建弘博学生公寓、参与筹建武汉大学东湖分校等提供帮助，收受该集团董事长巴某某贿赂的人民币115万元、美元1万元；为中天集团在武汉大学承接工程提供帮助，收受该集团武汉分公司经理陈某某贿赂的人民币5万元和美元6000元；为武汉大学后勤保障部、武汉大学出版社、武汉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在申请工作经费、解决拖欠款项等方面提供帮助，多次收受上述单位负责人贿赂的人民币共计11.9万元；帮助涂某某朋友之女录取为武汉大学研究生，收受涂某某贿赂的人民币3万元。

2000年至2003年，被告人龙小乐在担任武汉大学副校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弘博集团与武汉大学联合修建弘博学生公寓及施工过程中谋取利益，收受巴某某贿赂的人民币41万元；为中天集团在武汉大学承接工程提供帮助，收受陈某某贿赂的人民币20万元。

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昭方、龙小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分别利用担任武汉大学副校长、常务副校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其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人类活动的一个显著效应已经在所观测到的气温和平均降水量趋势中被检测到。但迄今为止，尚没有研究工作正式识别出关于极端降水量的人类影响“指纹”，而且评估人类对特定天气事件的影响已被证明是困难的。现在，两个小组提供的证据表明，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显著增加了降雨量及局部洪灾风险的概率。Min等人对北美、欧洲和北亚1951年和1999年间降水量的观测结果和模拟结果进行了比较，他们发现了温室气体增加对北半球陆地上大部分地区极端降水事件发生率的一个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的效应。Pall等人利用公开发布的气候模拟结果发现，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在2000年秋季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大范围洪灾期间使洪灾风险有实质性增加。

近年来的几个化石发现被称为是早期类人猿（包括人类和人类祖先在内的“进化枝”的成员），其中包括来自埃塞俄比亚Middle Awash地区的Ardipithecus、来自肯尼亚Tugen Hills的Orrorin和来自乍得Djurab沙漠的Sahelanthropus。Bernard Wood和Terry Harrison表示对此要谨慎。现代人类与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等非类人猿之间的差别是相当大的。但在距今800万年和距今400万年前之间、当人类这个分支被认为已经出现时，人科动物之间的差别整体上是比较小的。在这篇Review文章中，Wood和Harrison对Ardipithecus、Orrorin和Sahelanthropus等在生命树上的位置应该在什么地方提出了另外的解释——它们接近类人猿这个分支，但也许并不在这个分支上。

最近对端粒（染色体端部的保护性末端）和线粒体之间的一个功能联系的揭示，提出这样一个可能性：二者都可能涉及与衰老相关的过程。现在，对来自小鼠心脏和肝脏组织的造血干细胞的转录组（全部RNA内容）所作的一项分析，表明存在一个“端粒-p53-PGC”轴线，这个轴线将端粒功能丧失与器官功能降低联系了起来，而且也可能与跟年龄相关的病变联系了起来。在端粒丧失功能的小鼠中，p53-调控的细胞生长停滞被激活，接着它又抑制PGC-1α和PGC-1β（代谢过程和线粒体过程的主要调控因子）。这会导致线粒体质量减少、线粒体功能丧失和ATP生成量减少、糖生成受损、心肌功能受损和活性氧增加。

使渔场更具可持续性的一种做法是共管理，即渔民和管理者共同负责监管。关于这种做法能够奏效的证据大都是道听途说的，所以，Nicolás Gutiérrez及其同事系统分析了130个共管理的渔场，以找出共管理的哪些属性是成功所必需的。排在最前面的属性包括“领导力”、“社会凝聚力”、“明确的激励”和“保护措施”。

“活动星系核”(AGN)是宇宙中最亮的天体。它们是由质量在1000万个太阳质量和100亿个太阳质量之间的超大质量黑洞提供能量的，其周围是一个“宽发射线”区域，这个区域很可能与一个吸积盘相关。人们对中央“宽发射线”区域的动态和结构很不了解，尽管在这个方面已经进行了超过30年的深入研究。现在，WolframKollatschny和Matthias Zetzl发现，在AGN光谱中所观测到的发射线宽度和发射线形状之间有一个根本性的关系，据此他们推测，内区域的几何对于快速转动的“宽线”天体来说是最平的，而慢速转动的“窄线”AGN有一个更接近球形的结构。知道转动速度之后，就有可能推导出对中央黑洞质量的更准确的估计值——结果表明，这些黑洞的质量比以前所估计的小两到十倍。

“超材料”（具有在自然界中无法获得的电磁性能的人工设计的复合材料）正在为基础研究以及有用的应用提供新的机会。迄今为止，寻找具有负折射率的材料一直是一个优先目标，但要扩大新颖的“转换光学”应用的范围，具有异常高的折射率的材料也将同样是有用的。现在，Bumki Min及其同事研制出一种宽带的、柔性的太赫（兆兆赫）“超材料”，它的折射率为38.6，这样高的折射率是前所未有的。这种新的“超材料”基于I-形的、薄的金构造单元的分层阵列，它为小尺寸隐形设备、广角镜头和慢光设备的研发工作提供了一个起点。

(田天/编译，更多信息请访问www.naturechina.com/st)

《科学时报》 (2011-2-18 A4 国际)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张弥曼，新近当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张弥曼院士系浙江嵊县（今嵊州）人，我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和系统动物学家。她于1960年毕业于前苏联莫斯科大学地质系，并先后于1965年至1966年及1980年至1982年在瑞典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学习，1982年获斯德哥尔摩大学博士学位。1983年至1990年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2年至1996年担任国际古生物协会主席，1993年至1997年任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1995年被选为伦敦林奈学会外籍会员，1997年被选为北美古脊椎动物学会荣誉会员。她曾先后获得过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此外，张弥曼还先后担任中科院学部科学道德委员会以及科技部科研道德委员会的委员。

她长期从事脊椎动物比较形态学、古鱼类学、中－新生代地层、古地理学、古生态学及生物进化论的研究。她对泥盆纪总鳍鱼类、肺鱼类和陆生脊椎动物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质疑了传统学说，受到国际同行们的重视。她对中－新生代含油地层鱼化石的研究，揭示了这一地质时期东亚鱼类区系演替规律，为探讨东亚真骨鱼类的起源、演化和古今动物地理学提供了化石证据，并据此提出了对中国东部油田的有关地层时代及沉积环境的独特见解，在学术上和生产实践上均颇有价值。近年来，她又致力于青藏高原新生代中、晚期鱼类化石的研究，给青藏高原的隆起及其古气候和古环境的研究以重要的启迪。

瑞典皇家科学院成立于1739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科学院之一。其院士一般包括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社会与人文科学等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同时也包括对科学做出突出服务贡献的人士。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院士们在国际上也享有极高的声誉。该学院目前包括大约420名瑞典院士和175名外籍院士。瑞典皇家科学每年负责评选诺贝尔物理、化学、经济三个领域的获奖者，还负责评选其他一些重要的国际性大奖。

张弥曼院士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为数不多的中国科学家之一，2006年，英国《自然》杂志刊载了报道她的文章：《她迷上了化石》。该文作者在文中总结了张弥曼的两个突出特点：对学生和年轻同事的无私帮助和提携；治学严谨，有八分证据只说七分话。2010年，张弥曼的国外同行们，为了表彰她在古鱼类研究上的突出贡献，编辑了《鱼类化石的形态、系统发育和古地理分布：张弥曼贺献专集》一书，由德国慕尼黑法伊尔出版社出版发行。《自然》杂志资深科学编辑纪恒瑞(Henry Gee) 博士在“前言”中指出：“那些最受尊敬和仰慕的科学家们，往往是慈祥和蔼、深藏若虚的……张弥曼即是其中之一，我（学生时代）的印象是，她是一位和善的淑女，跟我们一起参加学术会议的野外考察，总是饶有兴趣地倾听我们一派学生腔的叽叽喳喳，而她自己却不显山不露水。她是那么地谦虚低调，我当时压根儿就不知道她的盛名或她的人生和职业经历。她只不过是又一位古生物学家，对像我这样的年轻学子给予温情地鼓励”。